海上花

黑屏转场，每场长镜头到底，镜头如沉钟游走，遮遮挡挡，摇摇晃晃，人吃饭、划拳、抽烟、说话，话里包含了前前后后的所有情节线索——这拍出来的电影像极了舞台剧，胜在场景更精更细，有些还带着更开阔的纵深和转角。

沈小红当着洪老爷的面给王莲生耍性子那一场，人在屋里，摄像机隔着敞开的门板在屋外，左右前后移动，画幅里总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被门挡着。好像那本来是两人的私事，无意与外人看到的，只是观众侥幸才得以窥见。所以也好像是更赤裸的内心，看到沈小红如何性情乖戾，王莲生又如何被她吃定，你来我往的嗔骂中两人的心理地位如何变换。再转场时，小风波已经过去了，门板也重新闪在了镜头后面，又是笑靥如花，又是相敬如宾了。然而你窥见过内心，你就懂了这表面的和平。是倌人与客人，却哪里只是买卖关系。

这王老爷应该是个相当不乏权势的角色吧，看后来众人做局贺他回广东高升，像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按说会猜他在烟花场所是最擅长片叶不沾身的，可偏偏是他最走心、最动情。和沈小红初识不久，两人关系升温害她折损了几个旧客，他就放出话来：“他们不来就不来好了，我一个人替你撑场面”，要替她还俩，要还清债就娶她过门。后来沈小红姘戏子被他酒后闯来，起了疑心后，像个孩子突然发现迷了路一样四处去捉奸，最后竟然趴在地上从门缝往卧房里看——这群人虽是身在妓院虽是把酒言欢，像这样的失态仍然是太不顾一切了。砸了屋子，至少也比这更阳刚一些。
我觉得他是真爱沈小红。但沈小红可能并不敢真爱他，本来性格也有缺陷，他并不能控制得了她，甚至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张蕙贞只是他在沈小红身上期望而不得的温顺，是影子、是备胎、是筹码。他所有的闷闷不乐和喜笑颜开，都是为沈小红这情所困。
而沈小红呢，看似是自视更高，其实是自轻来的。You accept what you think you deserve. 她也许根本无法相信王莲生会有真情，常使性子来试探，是不是我这样过分了你还依然宠着我，像个孩子专捡大人不许的事情来做。

在我眼中他们两个是主角。黄翠凤的精明利落，周双珠的圆滑老道，也都是一出好戏。这剧本真是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由于看《近代中国**史料》和虹影的《上海王》，对清末民初的上海书寓一直很感兴趣。记得史料上说民国时开封有个名妓，得肺痨死了，相好的书生就去要了她的尸首，每天守在边上，直到皮肉烂的不行只得下葬。那书生后来就有些发狂，从坟里扒出来骷髅，用金粉漆了每天抱在怀里。一直觉得这样的情节很适合拍戏，但不是说要拍这个书生怎么发狂，就演他们日常的诗文相交的琐碎事情一直到名妓去世，然后直接跳到书生抱着金灿灿的骷髅满城晃荡。

这电影看之前期望值很高，毕竟是无比强大的原著和剧本，再加上侯，以为一定会非常的文艺，结果看了之后对于上海书寓的生活非常的不得其解。基本就是每个“先生”不同的日常生活写照，琐碎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步。出了房就是串场子，不是吃酒就是抹牌；相好的来了房里，无非就是鸡毛狗碎，什么谁谁的头面多少钱啊，谁谁家的后生斗气啊，谁谁不挣钱啊。恍惚有一种进了上海弄堂，看到几个大妈在讨论本月水费怎么摊的穿越感。《中国古代房内考》里不是说，旧中国的娱乐场所都是为了给中国男人提供精神之恋的么？不是说书寓的先生都是琴棋书画样样行的女知识分子么？结果呢，还不都是长得漂亮罢了，再加上会说吴侬软语这一条。

作为一个梁朝伟那样的男人，每天花大把大把的钱，去几个女人房里，听她们说什么欠款要还啊首饰买贵了啊家具很旧啊摆酒摆几桌啊打牌输了多少钱啊之类之类的，还要看几个女人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拆台甚至还要出面劝架，这到底在图什么啊。如果我是他，宁肯在自己家叫书童陪着，不图别的，耳根清静啊。

好歹侯后来拍《最好的时光》，加上了连雅堂王香禅这一段，革命中年和诗妓的无果之恋。人家王香禅才有个名妓的样子，什么也不唠叨，只是默默地伺候着，忍到不能再忍了，才轻轻地抱怨一句。

这么说，旧上海书寓那些个先生们，虽然盛名在外，定然瞧不起当年的大脚同行王香禅。但好像除了几个因为上洋学当成新闻上过报纸的，并没有什么诗作流传后世。倒是王香禅，多多少少也能找到她几首诗，从中也颇能瞧出她的才气。

这么着比起来，倒显得咱天朝不如边陲了，唉。

以上

我特别注意了下最后的演职员表，看到有N多的古典家具公司赞助。器物考究到连墨兰，蕙兰的套盆都拿捏得犹如沉香上的纹路，一脉端正一缕恣意，恍惚以为是天生在那里的。这个电影10分，美工起码是5分半。油灯熠熠得和长镜头共筑九韶之舞-----又美好又易逝的光晕。给“当下”的热闹一点况味，场面调度也是绝笔，镜头冰清鬼静。而后淡入淡出，捉奸一出也完全反高潮。侯在这点上的圆融老成，只有枝翡翠头面上回了一口气，象雪白幕布上的点绛唇。我们却看不到“她”的眉眼。因为太黑，风云韶丽片刻沉郁了。

拍出这样一本片子，不能说功劳全无，侯至少让人管窥了上海妓家，然凭他的想象力，拍半生缘那个时代还勉强，再往前，就有了隔膜。
本来电影出彩靠的就是角色之间的相互激发------昆曲里单单两个人，道具极端精简，一桌一椅里有无尽乾坤。而侯舍本逐末先去投资服装家具，还宣传“得来不易“，好教人去惊叹那全堂红木和大镶大滚，因此经费吃紧，外景石库门影子也不曾瞧见，演员只好在八仙桌和烟榻的空隙里为难地走动，点点烛光聊胜于无，又不是远古洞穴------精美的保险灯在原著插图里张张挂着，说到赖二公子纠缠孙素兰时，”挂上十盏，房间里又亮又热，不独眼睛几乎照花，且逼得人人头脑发烧，额角出汗“；体现意境不假，构图光线也美，但没必要把异国的寒酸之风生搬硬套到海上繁华梦里，人人都像“黄昏清兵卫“，面孔都看不出，嫖什么？配乐也不敢恭维，慢而哀的调子里还夹着平安朝的笙，呜呜地考验着听觉，若李漱芳陶玉甫这对苦侣能现身剧中，倒也契情合景，然而通篇讲的都是欺诈背叛，为何不能用评弹和“一班小堂名”来营造更真切热闹贴近人心的氛围呢？
当时苏妓吃香，五方杂处的女子争相标榜苏州制造，所以“海上花“全本都用苏白，仅少量官话，行为描写淡而少，全靠对白来体现性格，但苏州话太费唇舌，所以侯导体贴地让步为上海话，还是不行，加上长镜头不间断的折磨，人人都讲得慢而吃力，语言上的死记硬背僵化了神态举止，于是本来拿起琵琶就能唱的嗓子变得如鲠在喉，刘嘉玲是苏州人，上海话却不地道，这个双珠总是像太夫人一般正经惟坐通烟斗，长三再怎么有家庭气氛，也不至于严肃成这样，她在饭桌上结结巴巴，松散的一篇训话完全没有说服力，也不知双玉为何要点头，而双玉双宝似乎是点缀------“真正一对玉人“，总穿着白衣说广东味的话。
李嘉欣鼻音甚浓，在这群迟钝的人中间稍带点火气的人也只有她，然而还是个贵妇，带点西洋风，教训诸金花时简直是台词接龙，平和得叫人失望，本来可以显出她性格的“阿是教耐姆妈去吃屎“改成了相对较长且音调不准的“吃西北风”，文雅有余，泼辣不足，诸金花的过场不是不必要，可以凸显翠凤从前的烈性，可还是因为语言关把本能轻松点明缘故的几句话给省了，最后连她发怒拍断臂钏都省了，黄二姐无端耸上来说“哪来的晦气”。潘迪华是个异数，精明活跃还讲苏白！特别是同翠凤斗嘴蒙蔽罗子富时，一句“耐实概照应我噶“让人着实佩服笑倒。
羽田美智子的确又美又有智，幽幽一口上海话比同样从头学起的梁朝伟不知好多少（或许配音？），他看着似乎深沉，实际根本讲不出来，他去请罪，沈小红和大阿金两个絮絮叨叨讽刺他，他因为内疚而不响倒还正常，然而一路下去，大家吃酒时他也没声音，张蕙贞买了镯子给他看，他放下筷子，无声地翕动一下就传给洪善卿，仿佛得了失语症，以至于沈小红也不得不讲起广东话，这才引得他抱住她，不然简直不能交流。行为的重复性在剧中因为语言的匮乏经常存在，比如片首宴席上劝酒者说了几十遍“吃老酒”，全靠中途一个笑话作调剂才看得下去；大阿金作为莲生和小红之间唯一运动的物体，永远在绞毛巾；多数演员一直低头在想下句台词怎样讲。
朱天文似乎是胡张二人的影子，落入他们的泥沼再也没爬出来，这样草率改出的效果好似折子戏，碰巧原著线索又纵横交错，缺了哪个交代都不行。沈小红怒打张蕙贞，连莲生也掐出血来，但他还是爱她，他跟她的感情不是张蕙贞能比的，这样一大段激烈的情节仅仅作为“前略”，之后四平八稳的姘戏子就没多大意思了，仿佛是普通三角恋爱，王莲生也看着像个懦夫。主角们各个都脱离本位，或柔或刚的风尘外表下，都掩藏着或幽怨或淡泊的善良之心，仿佛那大段大段的周旋谋算都是“不得已”，若真是如此，还不如叫鸨母去买批清倌人，歌舞训练后卖到大家去当老婆，何苦天天挂着牌子迎客。其实长三的境况比诸金花这样的幺二要好得多，有的时候她不满意客人，她还懒得出去，而普通观众还以为她们都是野鸡翻身，自然会同情她们的辛苦，然而长三里的确是女人掌大权，唯一目的是要把客人敲得一个子不剩，原著开篇里就写出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劝戒。而这本电影只拍出前两层，“诈”只字未提。

   侯孝贤本人的样子，很难和这么女性这么细腻的片子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片子有许多是朱天文的理解。
   大陆终于出了朱天文的集子《最好的时光》，看完里面关于《海上花》的诸篇，忍不住拿出片子又看了一遍。
   当然，朱天文的理解首先来自于张爱玲。一篇《译后记》真是字字珠玑。大学里读《海上花》，时不时要翻一下《译后记》，要不然，以现代人晚熟的人情世故，许多地方的理解真要大打折扣。
   侯孝贤对《海上花》的提炼在于“家常”，诚然，他身上一直有这“慧根”，却也是机缘，《海上花》遇上侯孝贤，方迸出“家常”二字来。
   《海上花》给人的印象是散而杂，它的成书年代，已极近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换句话说，它是旧小说的尾声，把散和杂发展到了尽头。没有散和杂便也没有“家常”味，侯孝贤的“反情节”，与现代小说的主流调调是冲突的，与旧小说的气息倒是相通的。
    散和杂给阅读和编剧都带来了难处。一般写小说的，都要列个人物表，方便写，《海上花》却是最好读小说的也要作个人物表，要不然一天读个两三章，早不知谁谁谁。但这样床头马上的书谁会去认真，也难怪“看官三弃海上花”。
    电影是线性的，更不要指望观众的记性。改名著吃力不讨好，文字的容量与延展远大于影像，多厚的书，变成影像终不过120分钟，只能“就简”，看过书的观众觉得简单得让人失望，没看过书的观众觉得像方便面里的蔬菜包，看上去红红绿绿，却面目模糊，不知前世今生。
    第一次看片子时，离看书已有三四年光景，书唯剩轮廓。只觉片子自觉缩到了极小的范围，然而还是信息量太大，要注意力集中地去看去理解。只剩三个故事，处理成生活的横截面，因为这种横截面手法，大量场景的排铺，保留了原书的神与气，令爱此书者惊喜，把玩。
    这次看了剧本和说明再去看片，胸中已有全图，注意力便放到演员场景运镜剪辑上去了。不说烛光运镜和剪辑，那些都很侯氏和纯熟。
    三组故事的人物，刘嘉玲，苏州人演书寓先生确实最接近角色，单说长相口音比另外两位就正多。周双珠闲适、练达，世故又有人情，都不是些很外在的东西，嘉玲的表演是由内而外的，“闲”和“达”做足，很好。双珠总是闲闲地坐在那摆弄着水烟，不紧不慢地说些话，但是公阳里的“家长”是她。她知道洪善卿俗气，只是官员们的跑腿、酒局中的调停，并没看不起他，他们间相互需要也彼此了解，有点老夫老妻，她并不属意于他，他也明白这点，依旧很温暖。所以朱天文说，周双珠寓是这部电影的“底色”，是“海底深流”。
    洪善卿是男角里演得最好的，如果百年前上海的“中间人”和今天没太大差别，那真是“撮其神”了，他让人想起生活中见过的许许多多此类角色。演员叫罗戴而，不知怎么找来的，上海话腔调和神韵很正，后来竟还和王莲生开起了广东话，也正。他的那种俗气、圆滑、迎逢、转寰、有点小人情味，是立体的。说起语言，另一位同席在片头说的那段陶玉甫和李漱芳也是极传神的沪语，许多人看到他靠拢两个大姆指，说“搭牢了”，会会心一笑。可惜，羽田、梁朝伟和李嘉欣的上海话实在牵强，调子都不对，很破坏神气，他们也因此缩手缩脚地，一说话便不自然。
    羽田美智子也不知怎么找来的，看资料她之前没有出色的演出经历。按朱天文的说法这个角色本来属意张曼玉，张以语言不行推了。羽田毕竟是一张日本人的脸，有点突兀，整个肢体也有点说不出的“硬”，总之好像被强塞进这个时空。但好在那种尤物的小性子出来了，眼神也是对的。
    梁朝伟好像一直是此类角色，处处到位亦没什么出色处，讲广东话时就活络起来了。他和羽田的“丢魂”都是到位的。
    李嘉欣乍一看好像可以是个黄翠凤，一说一动起来便总是底气不足的样子，只好强调外化的东西——她的上海话又是那么不着调。她长得太现代了，或者说西化，后来导演把黄翠凤早起换装，全身缟素拜祭父母演给罗子富看的戏剪掉了，李嘉欣这样长法这样演法，大概出不来全身缟素清清伶伶楚楚可怜的东方美。朱天文说，演员们练点水烟的纸火（一直拿在手上吹吹灭灭的长纸棍）最不好的就是李嘉欣，“在戏里头就会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着意看各人手中的纸火是很有趣的，同样是老挥不灭，李嘉欣的感觉是气急败坏，想快点弄灭，跟她演这个角色一样，只有一个层次，火气大。而刘嘉玲则是不当回事，闲闲地拿起来吹灭，只是一个不经大脑的动作。觉得玩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在沈小红那，满腹心思，又无话可说，不知不觉地拿起纸火吹了又灭灭了又吹，手腕一抬一甩间，像玩 zippo一样自然。
    罗子富，侯孝贤爱用的高捷，在酒席上总是在镜头这一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黄翠凤处多是中景，面目模糊。
    看过此片的人多喜欢周双珠，在看书时就对她颇上心，刘嘉玲的演出是加分的。伊能静在里面客串诸金花，有点搞笑，演得还是到位的，尤其她愿意演这样一个角色。只是同样扮上，美女和美女放在一块，一下就被李嘉欣比下去了，还真有点长三和么二的距离。
    看过原书、剧本，又细细看过片子，能体味朱天文改编功力之深，想不出比这样更理想的抽编方式了。陶玉甫和李漱芳的故事是特例，不是常态，不符合这电影的神气。对三组故事的剪裁也得当，尽量找能表现人物性格和关系的片断，对白则几乎是原书照搬。
    然而编剧总是在一个已经滚瓜烂熟的故事里去剪裁，难免追求“精彩”的“集合”，又想把那些微妙的信息尽量放进去，于是那些没有背景语言的人无法看懂片子。作家当编剧，又容易用文字思维去安排影像，而影像的容量能力那么低，难免有跳脱，更容易看不懂。
    所以，这是一部自己人做给自己人看的片子，自娱自乐。所幸，这是一部自己人做给自己人看的片子，才吸引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寻找趣味，不能自拔。
    
   

天阴不雨，适宜读书。
午饭后继续读朱天文剧本，
这一回读的是《戏梦人生》和《海上花》。
《戏梦人生》当然好得不得了，家国兴衰，人世悲欢，戏文离合，
不是一层套一层的俄罗斯套娃，而是煮成了一锅粥，缓缓流出。

最近读侯孝贤和朱天文，越来越能读出侯导上次讲座时说的话：
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生命规律。
一切人间事，都在这个底子上。
戏，不过是日常上的反日常，而终究，还是回归日常中去。
这里头，是用一种很大的景别和胸怀，来看待人世，看待电影。

我以往特别不喜欢《海上花》，
不耐烦看那些莺莺燕燕争风吃醋的事。
也许是年岁不同，心境不同了，这一回看得津津有味。
沈小红，周双玉，黄翠凤都是尤三姐，美艳而性情刚烈，
沈小红是下品，爱欲缠身，无力主张，只能随之沉浮，
周双玉是中品，拼得头破血流，不能眉目不扬，
黄翠凤是上品，性情都在，机智也在，有王熙凤的意思，
手段高明，神采飞扬，所以能全身而退，叫人佩服。

周双珠和张蕙贞，是宝钗和袭人，
世俗的进退得失，揣摩得一清二楚，性情平顺但不可侮，并不好相与。
世故豁达，宅心仁厚，常常与人方便，替人周全。
所以周双珠最合适洪善卿，他们是一对圆滑人，彼此都不说破，世事都明白。
正因为他们是润滑剂，是和事佬，所以他们是一对“线索”人物，
周双珠这边担着周双玉（朱淑人）这条线，
洪善卿这边担着王莲生（沈小红，张蕙贞），罗子富（黄翠凤）这两条线，
他们俩即是线索的交合处。
他们也是整个故事的底子，妓院中的家庭生活。

《戏梦人生》朴拙，看似无技巧，一片坦直，长河落日圆，
《海上花》则是很高的写作技巧，花团锦簇，纷纷花自落。

《海上花》最好之处，当然还是写日常生活。
就像一条脂粉胭脂，鸦片酒水，牌局头面，聚散离合的浑河，
泛着腻腻沉沉的光波，虽然常常有几个小漩涡，吞下一条人命又或者一段露水爱情，
或者偶然的蹦出一些光亮的火花，是一个刚性女子的挣扎和着希望的绽放，
但终究还是沉沉的向前流去，今晚依旧是叫局，打牌，吃酒和赎身，还债，
依然如此。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通商大埠，十里洋场过来去往，人流混杂。其中花事之盛，堪称一绝。上海正式的妓院中，最高等的俗称长三堂子，又称书寓。清末小说家韩庆邦的小说《海上花列传》所描写的，正是上海高级妓院“长三书寓”中的生活场景。
小说采用古典叙事文学中典型的“穿插藏闪”手法，叙事平淡但暗藏玄机。侯孝贤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彻底将这种文学手法视觉化了——用他一贯的候氏长镜头、深焦镜头、远景、固定摄影、空境、画外音等等。全片片长113分钟，却仅仅只有39个镜头，而且坚持使用原著中的吴方言。这样的做法其实很挑战观众，而能从最直接地弥补通俗层面上观赏性缺失的做法，就是在美术上下功夫。由日方注资的支持，《海上花》的美术也确实在当时的电影制作水准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以及亚太影展最佳艺术指导。
影片整体的光影基调昏暗幽秘、暧昧朦胧，像古旧泛黄的老照片。人物在这样扑闪明灭若隐若现的气氛里，缓缓展现出一段古老的、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人物鲜活的性格在影片限定的风格里，隐隐透出恰到好处的活力，不太近，也不太远。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轨迹的运动感，以及人物被命运压抑着的不由自主的痛苦与无奈。借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这是一场世纪末的华丽与苍凉。

【空间造型】 侯孝贤曾申请到上海老区实地拍摄，但没有获得大陆官方的许可，最后不得不把场景全部搬进室内。于是，为了再现19世纪的上海洋场，《海上花》美术小组搭建了三座古宅，试图重现当年的石库门老屋面貌。每座房子的对扇雕花门窗、屋檐装饰等的设计灵感一方面参考了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则考虑到各位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了大胆创新。比如，沈小红是不计后果、爱情至上的女子，所以她的荟芳里布置得温馨浪漫，连窗户都是象征百年好合的团花雕饰。周双珠大气坦荡，淡泊明志，她的公阳里开阔宽敞，窗雕简单明快。张惠贞出身低微，她的东台兴里脱不了市井的味道，小家子气十足。黄翠凤则是崇洋的先锋，她的尚仁里有西洋教堂的彩色装饰玻璃，花饰繁复的巴洛克风格的椭圆形壁镜和玻璃钟，楼梯口还有西洋式的铁艺栏杆。
【服装造型】　服装是本片美术的浓墨重彩之处。据说，当年艺术指导黄文英通过关锦鹏找到了香港制作旗袍的老师傅，但是这些师傅只会做1920年以后的改良式旗袍，许多精致的绣工早已经失传。于是，黄文英只好依据服装史的记载，亲自设计、手绘缝纫。考虑到当时上海租界洋风盛行的社会状况，黄文英还在这些服装中加入了许多混合西洋风味的蕾丝、蓬裙等设计。另外，由于“租界”这个特殊的地位，妓女们还可以大胆“犯禁”，穿着、使用只有皇家才有权佩戴穿着的黄色。正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束缚在租界里被弱化，服装得以最大胆的构思和设计，有助于深化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
比如，沈小红任性泼辣，执著刚烈，占有欲强，所以她的服装色系以紫红色为主，配以具有象征意味的蝴蝶。第一次出场，小红穿的是暗红底子黑树叶花纹的衣裳，低调的装扮表现弱势被动的地位。等到她与莲王生情投意合，穿了一件红底的透金色小花的大袄，领口上翠绿的边，有一种“葱绿配桃红”的春风得意之感。后来经历了“张慧贞事件”，大闹一场，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短打就出场了，体现出一种楚楚可怜的相道。和王莲生和好时打扮成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深紫底料、金色花纹，还在发髻边簪了一朵鲜红的花，似乎在宣扬：这个男人始终是我的裙下之臣，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最后，与别人交好东窗事发，她在片中唯一一次没有穿红色的衣裳，因这次是为求和而来：一件近乎白色的长衫，轻飘飘地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显得弱势并且可怜。而在片尾，她又穿上了那件紫红色的衣裳，又准备和人天长地久。
张惠贞是和沈小红形成对比的一个人物，同样是被莲生看中，两人却有着明显不同。从“野鸡”变“长三”的她很想在短时间内摆脱自己原有的生存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先生”，但是她的打扮却有着不伦不类的尴尬。她喜欢在衫子外面罩一件背心，盘着夸张的发髻，试图营造出一种富贵效果。她还喜欢一种娇嫩的粉红色，但在当时的年代，那是姨太太才穿的颜色，正房一般是穿大红的。这一切都好像命定了她和小红在莲生心目中的地位。
周双珠胸襟广阔，看淡风尘，在外阔绰大气的做着“花头”，在家则像长辈一般排解着姐妹间的嫌隙，但是她也有淡淡的寂寞，洪善卿和她总保持着一种“不离不合”的距离。这种曾经沧海后的淡然从容使得她的服装以宝蓝色和墨绿色为主要基调，配以象征吉祥如意的大朵团花，仿佛也在暗示这个看似闲云野鹤的女子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黄翠凤是众多女子中最洋化的，她干练刚强、精明利落，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着自己的将来，所以她的服装以黑色和金色为主，配以中式刺绣的西式花卉，稳重大方；同时。在袖口、裙摆还有西洋化的的蕾丝。另外，她还穿着西洋风情的蓬裙与斗篷，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奢华。
【道具造型】　影片的美术钟阿城说：“契诃夫当年写《海鸥》剧本时，认为舞台上的道具必须是有用的，如墙上挂一杆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电影不是这样。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的环境下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需要用无数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海上花》里妓女们接客的环境，就是她们的家，她们是在里面生活的。有用的东西只是陈设，没有用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要去找没有用的东西。”比如，导演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表现人物的吃饭场景。老妈子拿着饭盒进来，一层一层打开，一盘一盘端出来，一样一样摆好。人物一口一口夹菜，吃完了端茶漱口，拿毛巾擦手。然后老妈子再把残杯剩盘一副一副地收回去。在这个缓慢而繁复的过程里，各种各样的道具闪过镜头，人物反而被那些起起落落的锅碗瓢盆给盖过去了。但是这样的场景正符合美术钟阿城说：电影追求的是一种质感。而且如此生活化的场景一次次再现，也契合了电影的基调、长三书寓里妓女和恩客之间类似家庭式的生活、以及原著文学艺术风格的电影化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对鸦片枪和水烟的描写，丝毫不亚于对吃饭场景的反复叙述。一大块鸦片，慢慢地把它烧软了，切成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影片反复描写妓女们做签字的细节，以及床榻上各种配合鸦片用的小物件；而水烟部分，则是演员拿着一小截纸火，漫不经心地轻轻一吹，然后点燃水烟管。无论是抽鸦片还是吸水烟，似乎每一个细微动作的动作都像吃饭一样自然，成了演员的一个部分。诚如导演说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影片中最具“有用的”痕迹的道具就是那个翠玉簪。翠玉簪是沈小红和张惠贞争宠的结果，也是片中唯一的特写镜头，伴随着王莲生低沉的感叹“我刚认识她时……”缓缓呈现。王莲生许诺张惠贞在城隍庙买一根十块大洋的簪子，于是沈小红偏要买珠宝商人送上门的东西，要价十六块大洋也在所不惜——因为她知道莲生的心其实是在她身上的，这样的固执和任性只会让这个男人更怜爱自己。沈小红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百无聊赖的把玩着那根翠玉簪，就好像把玩着王莲生的感情，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居所的奢华，服装的考究，吃饭抽鸦片水烟的生活细节，营造了电影的质感，也证明了“长三书寓”里高级妓女的身份。每一个场景的起落幅，多为淡出淡入的镜头。人物总是先行消逝，充满生活质感的物件则最后淹没在黑暗中：燃着的煤气灯、用过的碗盏盘碟、空无一人的房间……导演用这样残留的的换面，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气氛，形成了影片强烈风格化的标识。




　　　　　　　　　　　　　居然不能贴图，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