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

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城市梦》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喜剧片，还是笑中带泪的那种。

观影过程中，影院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观众们的笑点大都集中在70多岁的王爹爹王天成身上。

故事发生在2014年，老家河南的他来武汉十四年了，为了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他以政府照顾残疾人给他经营的一个街边报刊亭为据点，一点点地将“家族生意”扩张成了集水果摊、服装摊、零碎日用品小摊为一体的，长6米、宽四米的占道经营托拉斯。

故事的所有矛盾冲突，就围绕着王家要保卫小摊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要清理违章占道经营的无照商贩的矛盾来展开。

王爹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城管斗智斗勇。

他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风采让多少读书人都自愧不如，我反复思考如果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哪个老戏骨能演出他的感觉，竟然无果。

也许黄渤再过20年能演出他身上那股劲儿来。

受过教育的他说话中气十足，片中又一次和城管冲突之后，转身就拆开几个水果箱，铺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开始写他的状子，“我控诉！”

他自有一套严密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喊出的口号和模仿斯大林叼烟斗的样子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气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来是深受毛时代的影响，而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想法，又显然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民间传统思想。

所以他时而对着城管队长下跪求情，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经营的合法性，时而撒泼追打城管队员、对他们吐口水……

时而又躺倒在地控诉城管欺负他们一家子：“他们城管欺负我是个脑梗，我老伴儿是个癌症，我儿子是个残疾！我儿子为改革开放没了右手！”

就像有钱人无论东西方的神佛都一样拜，王爹爹那套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价值观念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你很难说他信仰什么，你能肯定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着他在长久的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爹爹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天生知道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无论是鲁磨路上的路人，还是影院里的观众，都被他的活力给震住了。

看过陈为军导演上一部作品《生门》的观众，应该都对那种冷峻、真实到让女性感到恐惧的风格记忆犹新，所以冷不丁看到《城市梦》这种带点底层生活喜剧的风格，还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不变的，是陈为军导演镜头下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但让人感到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的、却往往没有真的去“看”的那些人。

观影之前看到剧情简介，脑补出的“钉子户”和“城管”的对抗，自然是脸谱化，非黑即白的。

纪录片的妙处就在于此，它告诉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

陈为军导演在影片开场之前的VCR里就说，他不想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任何评价，他想说的一切，都用客观中立的镜头记录下来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三观，做出只属于自己的判断。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王爹爹一家，保护水果摊的时候像是不折不扣的刁民，回到家一家几口在漆黑油腻的出租房里吃饭、询问孙女王展萍学习成绩的时候，王爹爹颤颤巍巍地端着熬好的中药送去给老伴儿喝的时候，观众又会发现，他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舍得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自食其力，就像大城市里每一个在打拼的人一样。

儿子说起父亲的“不讲理”，无奈着带着一点点骄傲：“我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羽翼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护在身下，我们就像是被老母鸡护着的小鸡，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十四年早就在武汉过不下去了，早就被鹰叼走了。”

而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城管们，在气势十足的王爹爹面前，反倒像是十足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止一个人被王爹爹打骂过，衣服被扯开了、胸脯上都是抓痕，他们从不反抗，“他（王爹爹）就是激我们动手，我们一动手就完了”。

△有个去调查的城管还是新人，被王爹爹打了，委屈地直掉泪。

所以片中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城管们斗智斗勇好不容易偷偷地给王家的违章建筑测量了面积，“卧底”盯梢的队员发现王爹爹气冲冲地骑车走了，赶忙通知队里，队里留守的队员吓得跑去关大门，然后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王爹爹可能要来啦！”

双方强弱颠倒，好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而《城市梦》这个片名，在双方的斗争中方显露出真意。

王家的“城市梦”是想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让家里的第三代好好上学成为城里人，王爹爹对着镜头说：“你别看我好像和城管闹的很不愉快似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武汉，我死都想死在武汉，不回去了。”

城管的“城市梦”，也是武汉的“城市梦”，近的是要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让街道这些硬件设施整洁卫生，井井有条，而远的是要让更多像王家这样的外乡人，在武汉站住脚跟，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才是城市发展的软件。

而文明执法，也就成为了武汉想要实现“城市梦”所必须要做到的软件。

正是因为这点要求，城管手握权力，却更不能滥用。

城管执法队员李忠于大概是镜头里挨王老爷子打最多的人，他无奈地背对镜头说：“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不是国家机器与平民百姓的对垒，更像是两类“弱者”在碰撞中研究如何共存的哲学，怎么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以前常说，底层社会是个互害性的社会，任何稍微有点权力或者力量的人，都把刀挥向更弱者。

一开始王家和城管的激烈冲突，也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爹爹觉得城管是因为没有收到“保护费”所以故意为难他们，城管是认为王家无证经营连房租成本都没有，应该每月收入颇丰，一直不舍得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用弱势群体的身份当挡箭牌。

城管队员们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帮王家找好了新的地点帮他们摆摊，他们就是不同意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占道的违章建筑总有一天是要被拆除的吗？

王爹爹头一梗，执拗地说：“我们穷人想不了那么长远的事，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王爹爹拒绝城管给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一来是因为他对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怀疑论在作祟，二来是典型的穷人心态。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

书中的很多理论，在王家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例如穷人往往会拒绝为预防性的药物付钱，往往会拖到病症加重，才花更多的钱去治病，王天成和老伴儿的病，都是拖延造成的。

还有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王爹爹坚决不肯搬，是因为他未经考证就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如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好，就算别的位置好，也需要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老客户，他不想未来如何，只考虑可能会有半年时间收入减少。

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而且拒绝改变。

但是王家的第二代想法已经有所不同，23岁就在工厂里因为冲压机失去一只右手的儿子王兆阳和儿媳，都意识到武汉要发展，他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话少的儿媳主意却很坚定：“如果我们真的摆不了摊了，我去广东打工也是一样的，我们萍萍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里生活，不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未来，计划中的未来，女儿要争取考个好大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结婚，“我们不想高攀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太多的女儿结婚了也不自在不幸福。”

城管队长年纪和王兆阳相仿，家里也有个女儿，谈到共同的话题，双方终于心平气和起来，双方的城市梦，终于有了交汇的方向。

在我看来，片中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与其说是公权力的大获全胜，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脱下双方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是普通的、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一个人，回到人的身份，我们才有了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可能。

只有所有人把人当人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正的城市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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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陈为军作品一览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好死不如赖活着》剧照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生门》剧照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红圈中为“卧底”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王天成在马路中央占道示威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孙女王展萍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王天成儿媳说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城市的武汉，前些年也在创建“文明城市”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正在拆除的违规摊位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吃午饭时本来想放松一下看个纪录片，没想点开了《城市梦》，然后一下午过去了，心中五味杂陈，眼泪稀里哗啦。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简单用善恶好人坏人来分辨人类，但人性、社会的复杂性，岂是简单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总感觉王天成、王兆阳父子，虽然没上过学，是从农村来城市讨生活的，但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多时候说出的话真的蛮有文化、有朴素的哲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普通人最真实的面貌。他们是那么坚韧而顽强地活着，有精明有算计，却又那么吃苦耐劳、朴实热情。天气那么冷，要过年了，老两口还开着门营业；儿媳妇每天4点多起来去进货；王兆阳为了防贼睡在小报厅里。突然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少看些片子，少些各种感慨，好好努力工作，为了生活本身多努力了。 结尾，四年后，感觉王天成一下子就老了。没了老伴的他独自住在报亭里，儿子王兆阳的生活越来越好，孙女考上了大学并会兼职赚钱，那个怼天怼地、声如洪钟、精气神十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许没有了需要他保护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也真的老了。

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想想天天各种搞怪的儿子，眼泪一下子又下来了。

没来还想写写城管，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了，就这样吧，这就是生活。

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城管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地这部影片。其实很早我就对这部影片有兴趣，奈何排片太少未能成行，单位给我这次特殊的观影机会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也是对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职业，和我喜欢的导演的尊重。

「关于真实性」

看到一些短评认为这是一部城管宣传片，充满主旋律，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所熟悉的城管执法日常早就不是那些打砸抢了，我不否认曾经有，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所以片中展现的执法方式真的只是常态。其次，我真的不觉得片中的执法手段高明到要用演的，细看就会发现，中间也暴露出城管工作中的很多问题，不完美正好就是真实。我们有需要改进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

「同床异梦的人」

其实我觉得片中最有意思最值得琢磨的人是王天成老爷子。他在片中的种种语言表达让我感到他不是个普通农民。虽然经常情绪激动疯疯癫癫，但是他总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语句和用词，这让我对老爷子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猜应该以前也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还有他的儿子，字很漂亮，写表态信也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我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王天成老爷子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他说他死都不回去，死也要死在武汉。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所以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女能够嫁给一个武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最终确认他们武汉人的身份。城市里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又明确的身份认同，于是变得焦虑，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王天成。可是眼下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佳策略呢？户口制度被逐渐消解掉的意义，新的替代方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才是矛盾的源头。

观于20201021am1030

初听《城市梦》，是影片来成都做宣传，邀请了当地城管部门和市民一同观看。

看着海报，觉得比较乡土气，带着一点偏见预判风格可能比较尴尬。

但是看过的朋友说，出乎意料的不错，有看头。当时拍片较少， 一来二去也没得看。

最后在每周的公益电影播放中，等到该片，确实值得一看。

感叹于王老爹的韧劲与“好斗”，城管的斗智斗勇。违法事实如何认定，必须准确测量摊位面积，在这个较量中，双方的来回博弈，剪辑得很有节奏。

片尾大家应该都松了口气，王老爹一家留在了武汉。为武汉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