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鸡汤之所以令人讨厌，不是人不应该努力，而是不应该将人生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为不努力上。鸡汤的假设性前提是，人只要努力就什么都可以实现，而之所以没有实现，原因只能是你还没有足够地努力。可是我们知道，“足够”这个词不是一个准确的评价保准，什么才是足够，努力到什么程度才叫足够，根本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所以大家只能根据结果来看：你成功了，那你就是足够努力了，你没有成功，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努力。

可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知道，成功的因素很多很多，努力绝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不考虑涉及成功的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单单地将努力单独拎出来说事儿，这不只是坏，而且还很愚蠢。鸡汤简单将成功与否归结为个人努不努力，这是把世界简单化了。世界不是比拼个人努力程度的竞赛场，不是你比别人努力十倍，你就会获得比别人多十倍的收获，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时候是你努力十倍你连一倍的收获都得不到。片面强调个人的努力，是忽略了世界的复杂性。努力很重要，但也没有重要到能无视其他因素的地步。

很多人的贫穷和与贫穷相伴而生的失败，并非个人不努力的结果，很多情况下它更像是一个结构性不公平所引发的连带效应。如果说成功意味着财富和机会的话，那么流窜在三和人才市场的广大青年则彻彻底底是一群失败者：贫困，没有出路，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你很难用鸡汤文里的那一套东西来指责他们不努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根本不能用努力或者不努力来形容他们。努力是要能预期到好的结果，或者至少有好的结果的可能性，但这帮人就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了。他们屡试屡败，不是被骗就是被剥削，一切努力换来的不是生活的向好，而往往是更深的绝境或者死胡同，他们就像是被命运斩断旅路途的流亡者，没有道路，唯有漂流。

前一段有个词非常流行，叫“人口红利”。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搞计划生育，小学中学的课本里都说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就在脑中很自然地觉得，在中国人多是负担。所以当第一次听到“人口红利”的时候，方才意识到，奥，原来人多还是有好处的。政府说“人口红利没了”，合着怎么多年来，经济发展靠的还是人多，可既然靠的是人多，那干嘛还说人多不好呢？

最近这两年，因“人口红利没了”的缘故，所以又放开了二胎，由原来的只允许在合适的时间生一胎，现在变为鼓励大家都生二胎。听说有的地方在新婚夫妇登记结婚或者第一个孩子上户口的时候要先交几千块钱，以后生了二胎，这钱还还给你，如果没生，这钱就不换了。听到这个我忍不住想，当年因为生了二胎而被掀了屋顶的人，现在看到别人因不生二胎而被罚了钱，会不会有仿佛走错了人间的感觉呢？

生与不生，这背后有一套非常强硬的逻辑，就是人是我的工具，我需要的时候就多生，我不需要的时候就少生，人是为某个别的宏大的目标服务的，这个目标被修饰为正义，其他一切与此目标不相符的当然就是不正义。三和人才市场的广大青年在某种程度时就是中国——人为工具——这一逻辑的最突出的体现。没有经历或见证过哪些支起“人口红利”的人群的生存状况的人很难理解“人口红利”背后所隐藏的心酸和暴力，大家可还记得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才解决几年？

9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崛起，由此带动了整个内陆中国的农民工打工热潮，这群人背着麻袋来到城市中，干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少的钱，而且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甚至没有工伤赔偿，连能不能要回来工资都成问题，所以前几年央视春晚才不断有农民工讨要工资的节目。为什么会有这类节目？因为这种现象普遍，而且刚刚得到解决，所以说中国农民工群体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干活是没有工资的。他们将青春和力量贡献给了祖国和城市，可祖国和城市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满是疾病的身体和衰落的乡村。农民工的故乡，中国农村的衰落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的流逝有莫大关系，他们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本以为在城市中能谋得立锥之地，最后却发现连小孩上学这事儿都办不到，失望，痛心，无可奈何。

提到中国制造，我们总是联想那些天大的工程，那些瞩目的成就，那些庞大雄厚的企业，没有人会想到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建筑工地日夜赶工的泥瓦匠，其实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走出国门，与他们的辛苦劳动密不可分，而且他们的劳动遭到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压榨。政府亲资本，为招商引资，压低地价并承诺提供廉价劳动力，企业为保证出口优势，在技术比不上人家的情况下只能靠压低成本来以降低价格保证优势，压低成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供劳动时间降低劳动者工资，而政府对这种侵害劳动者的行为采取的是默认的姿态。中国制造业闻名于世界，可中国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却仍不见改善，前两年，欧盟、美国和日本相继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的地位，原因之一是中国加入WTO十五年，还未落实双休日和有偿加班制度，为什么没实现，因为中国制造就是从这儿来的，不压榨工人它就成不了中国制造。

三和人才市场的青年们大多是90年左右的一代，那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里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从教育到生活到成长，他们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引导和抚育。这群人很多的确没什么学历或者技术专长，可这不能仅仅怪他们，也不能怪他们的父母，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急剧发展中的整个中国社会出了问题，只不过由他们来承担罢了。

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有资格去同情他们，我们与他们虽处在不同的地域，却在同一个困境中。北上广深那些受过教育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他们的生活又何尝比三和大神们好到哪里去了？每天着急把火地工作，生活不也是没有丝毫保证吗？前段日子北京不是有个高级白领发微博抱怨说，身价千万，可家里人生了病照样得砸锅卖铁。如果不是时刻生活在危机边缘，何至于此？都市奋斗青年与三和大神唯一的区别就是，三和大神已不再相信希望，都市青年们正在怀疑的路上。

我们的GDP已是世界老二，这赤裸裸的老二青筋毕露，显得格外难堪而丑陋，等到哪一天我们终于开始关注民生，开始在意自己的人民是否过得满意，政策和制度的关怀能够到达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时候，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奥，这老二果然不错。

BY 湘川

2018/6/18

今年有两部新片，将目光聚焦深圳，也让不少观众了解到了这座城市少有人知的一面。

一部是日本NHK，在深圳拍了一部关于“三和大神”的纪录片，叫《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另一部，则是五月在国内上映的《路过未来》。

先谈谈《三和人才市场》。这部作品所采用的，不过只是资料片式的基础纪录手法，却在播出后因题材的特殊，而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它聚焦了无数在深圳混吃等死的“三和大神”。

何谓“三和大神”？这个称谓专指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日结工资的年轻人们。对他们而言，工作一天便等于玩三天。他们没有身份证、身背巨额债务、与家人断绝往来、终日在网吧里流连忘返。他们玩的游戏和大多数人无异，但因为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以被人们称为三和大神。

纪录片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话语缓缓道出了深圳的现状。这座“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梦之城”，高新技术日新月异，21世纪以来GDP翻了十倍，人口占比超7%的家庭资产已过百万。

深圳惊人的发展，离不开底层青年打工者日复一日的劳动奉献，这里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是巨量离乡打工者聚集的地方。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外乡人带着梦想流入。近几年，深圳的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超越了北京和上海，一百平的新房，市场价达500万，“打工者已经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不少打工者在深圳落脚的第一站，不是别处，而是三和人才市场。

这个“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职介市场”，是他们“打工梦”开启的地方，也是不少人开始不归路的地方。来三和的，很多都是身无分文的人，他们没钱到连身份证都会出卖。上顿吃了没下顿的一位小哥，面对镜头苦涩地笑着说“自己的身份证被买走挪用为公司法人登记，他名下都有1500万。”

这样恶劣的环境，便催生出许多非法中介、骗子厂商、传销，遍地开花。

哪怕是大厂（如富士康），也都过来招些临时工，做的无非是劳动苦力活或生产流水线工作。基本工资极低，仅够勉强维系生活，“再拼命打工，也无法逾越贫富的鸿沟”，日复一日，许多年轻打工者的意志便被这种生活压垮。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打工者涌入深圳，他们留下的背影，是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盘踞在三和人才市场的这些工人，90%都是长大了的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们中的大多数学历不高，家境不好，现在的农村已经没有工作机会，长大后，只能再次走向深圳出来打工，形成循环。

于是，便催生出了“三和大神”这一群体。“日结一天，玩三天”，简单的生活信条，背后是无尽的空虚与疲惫。工作一天，便是“能勉强维持三天”的生活费。不仅是工资日结，他们睡的床、瘫的网吧，也是日结。

三和大神，除了是一个群体外，其实也是一个个蜷缩在社会一角的符号。他们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不相信自己未来的人生能过得更好，自己将自己逼到了现实的角落，迷失了存在的意义。

并非是所有人生来便是浑浑噩噩，没有欲望，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如此，是现实不断的消磨，导致了他们如今的结果，仿佛魔幻现实主义照进现实。

虽然手法朴实，但NHK将目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格差社会”的面目，表现得一针见血。一边，深圳的都市里，富人们享受着专业的室内游泳池：华为、腾讯的大楼硕大无比、一尘不染。而另一边，三和人才市场，众多日结工人在工资花完后便饿上整整一天，没了钱就去睡马路，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几件。

大规模涌入一线城市，工资微薄选择聚居的青年弱势群体，这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人们，连像样的希望都无法拥有。

顺带一提开头说的，李睿珺执导，杨子姗、尹昉主演的《路过未来》。

这部电影虽然在现实主义的呈现上，有不小的“空中楼阁”式的虚假性，且带着强烈俯视意味的知识阶层视角，从而导致其在罗列社会问题上显得较为呆板——频繁利用医院、工厂、看房、KTV、大排挡五个场景做转折与互文，与之大量巧合所营造出的戏剧张力相对的，则是它欠缺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但至少，在抛出的社会问题上，它还是基本符合低收入人群遭遇的。尤其是其中的焦虑感与麻木感，和《三和人才市场》一样，背后揭示出的是一代外来打工人群对自我身份（“深圳人”）的焦虑。

电影讲述了一位在深圳出生的“打工者二代”甘肃人耀婷面临的一场生活转折。因为下岗潮，在深圳打工二十多年的父母决定返回甘肃农村老家生活，耀婷与父母一同回去，却发现在村子里的生活已经不能适应。她只能回到深圳，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父母重新接回来生活。而一位小混混的出现，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开场，导演就以一个医院挂号的长镜头，把影片罗列的第一个社会问题抛了出来：大家都在疲惫地排队，黄牛喊：“专家号，谁要？阿姨，您要？”镜头接着平移到杨子姗毫无生气的脸上，这时医院的号还未正式开始挂。她来到前台，是前两个到的，想为父亲挂个专家号，而工作人员告诉她专家号没了。黄牛虽小，却用资本轻松掌握着这所医院专家号/普通号的运营情况，普通人连看病都成了问题。

二十年前，耀婷一家从甘肃来到深圳。父母攒够了买房的钱，却因耀婷的一场肝病，把钱花了出去。此后，深圳房价的涨速，把他们一家人吓跑，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奉献一生，却连落户成为一个当地人的基本生存都不能实现。甘肃老家已经无法给家人提供像样的生存条件，父母被迫在建筑工地讨要生活，依旧被贫困压迫。耀婷只能孤身一人回到深圳继续打工。而这，不过只是新一轮悲剧的刚刚开始。

无论是《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还是《路过未来》，都为高速发展的一线城市敲响了警钟。正如在电视中看见墙面漆甲醛超标的新闻时，也许大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屋子，就是这样一个甲醛超标的环境。

观众们身为看客所不明白的，甚或是不敢置信的，也许在现实情境里便处处发生。这些并非无人知晓，但却又宛如隐形。

一线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的生存现状与价值差异，已经不能用天差地别来形容，而是走向了“超现实的岔路口”。生活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仿佛在一个现实中，便能开辟出另一种现实的平行宇宙。

太多的“另一种现实”，正在迅速消磨着底层的未来。对他们而言，无论努力与否，都会遭遇令人走到疲惫至极的命运迷宫。

记得两年前一个日本人小学弟带着一脸好奇和探究的表情，颇有些神秘低拿着手机给我展示这部纪录片时，扫了一眼，瘦骨嶙峋的年轻人们蹲坐地上的场面直入眼帘。顿时心生厌恶：NHK又开始从他们的上帝视角垂怜这个他们心中发展迅猛缺又充斥着无数问题的国家了。“难道就不能报道点好的吗？！”一边愤愤地想着，一边挤出一丝礼貌的笑容搪塞小学弟："这个只是极少数群体吧，我去过深圳好多次，从来没有听过三和这个地方呢；而且，这拍的大概是10年前的中国？”小学弟带着疑惑走了，我内心里冷笑一声："有那闲工夫多关心一下东京街头角落里的网吧难民好了.....

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机缘巧合发现了这部纪录片，看完之后，为自己当年对NHK的成见感到一丝惭愧。不会说它拍的有多么深刻，但是至少从一些充满着人性关怀的角度去探讨深圳面临的困境：在这座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现代大都市里，边缘化的三和年轻人内心的迷茫，挣扎和绝望刻画地还算真实。NHK试图从留守儿童问题上来解释三和大神出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留守儿童或许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了解到NHK在同一年还出了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干涸的河～中国留守儿童的悲鸣≫，花了些力气找了许久，都没能找到这部纪录片的播放资源。为何NHK要留下≪三和人才市场≫，确要删掉≪干涸的河≫呢，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整部纪录片一共出现了8个主要采访对象，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类坐在小餐馆喝酒闲聊的宋总，李磊和光头哥—三位已经自诩三和大神的年轻人；一类是做着中介活儿的被网友们戏称“低配版刘强东”的邓大海和为女儿来年入学犯愁的开早餐店的断臂大哥—他们是已经在三和扎稳脚跟的劳动者；最后一类是耍着双截棍的武术家，被黑中介骗了三四次的刘勇，以及记者全程跟拍的东东——他们是一群是游离在三和大神的世界之外，并试图避免陷入其中的年轻人。这都是一些在外界看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很多言谈话语，都充满着人情味儿。每一个人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关于三和年轻人的评论，很多的都说不能责怪他们没有努力。的确，没有哪一个大神，一开始就是大神的，谁不是怀揣着憧憬和梦想，来到这座城市的呢？但是至少从这部纪录片里面展示的来看，还是有很多窘迫局面是可以被避免的。比如光头哥，他说自己曾经辛苦挣钱存了十多万，最后赌博输了个精光；本来开过车，但是后来为了几千块钱把驾照也给卖掉了；还有比如说宋总宁愿失去行动自由，也要以几百块钱卖掉身份证的行为......就是这些更多的纯属于个人选择的行为举动，与其说是与社会不公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有关，我倒是觉得如果更多一些积极的教导和指引，或许能够更好地被避免。

宋春江卖掉自己的身份证做法人，名义下有1500万的资产，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宋总”。再加上面容清秀，谈吐幽默，因此当年在网络上受到了不少的关注。根据激流网的报道，自从NHK的纪录片播出之后，他出名了，有很多人愿意帮他，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做起了直播，挣了一笔钱。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觉得做直播很累，工作也很累，结果很多时候还是只能饿着肚子，最后的最后看上去还是回到了原点。激流网的报道里面写道："宋春江算了一笔账，就算一个月工资5000，在老家盖一栋房子也要20多念。“太慢了，我不能坚持。” 他想找一个不太累的工作，“每天4个小时，工资2000 也可以。可是这样的工作没有啊。”

他想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那一天的24小时，除去睡眠8小时后的剩下的12小时，打算用来干什么呢？当工作唯一的意义只剩下谋生，工作很难变成一件让人热爱的事情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那个来自湖南的刘镇。他的言谈之中无不透露着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懑：有钱人吃好穿好，住别墅开豪车，而我们就像是古代的奴隶；头脑灵活的人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家里有背景的人找人帮忙跑路，不像我们这种人，没有人脉也没有关系.....最有意思的是他举的那个宝马男的例子：早餐店里的服务员态度不好，宝马男说把你们经理叫出来，我把这个餐厅包了，叫这个服务员明天不要再出现....有钱人说话口气就是不一样....” 一方面我能理解，这种处于社会的底层劳动者，对被尊重和被认同的身份渴求；另一方面还是觉得，还是有太多人，对幸福生活的定义太过狭隘，双眼和心灵都被物质占据，却无视和遗忘了幸福所包含的更多可能：尊严，自由，权利，有爱，联结以及精神上的富足。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那个来自贵州农村，在镜头面前耍双截棍的青年。大一暑假去惠州打工挣学费，开学晚到了一个月就被开除了学籍；来深圳时行李被偷，自那之后更加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就是这样一个才25岁，就已经吃了许多苦头的年轻人，面对镜头说了这样一番话："在经历很多东西之后，我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一蹶不振，一直这样活下去；第二种可能是我以后会，更加享受生命，更加热爱生命。” 他的最终目标不是过上富人的生活，而是享受和热爱生命—这种看似浪漫有些形而上学的价值观，被一个经历贫穷和苦难的年轻人所诠释，让人更多了一份震撼和钦佩。后来在网上搜到了他去年时候的照片和视频，一头长发，蓬头垢面，盘坐在公园里，看上去失神落魄。豆瓣上有网友评论他彻底堕落了，当年面对镜头的振振有词全都是大空话云云。但我却以为，他可能就是乐在其中呢？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去争取那种被世俗所定义的人生，每个人的追求本来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式，少一分轻蔑嘲讽，多一分善意祝福吧。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之一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随着阅历的增长，越发产生不可抗拒的怀疑。从这部纪录片中可以窥见，频繁的跳槽，网吧的流连忘返，赌博网贷的沉迷， 从三和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窘迫，更多的是内心的迷茫和彷徨。某种精神上的支撑，信念上的坚定，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关于幸福的可能。但是到底该去哪里找寻呢？不仅仅是三和人才市场的年轻人们，我们每一个你我他，或许都该问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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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深圳三和，阳光灿烂。人群熙熙攘攘，太阳照耀着水泥地面，散发出阵阵尿臊味。午间已经没有什么日结可找，大家三三两两，徘徊张望。人群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宋春江。

宋春江，NHK三和纪录片的受访者之一，因去“做法人”[1]，名下有三家五百万的企业，人称：“宋总”。宋总，也被称为三和哲人，他在纪录片里的言谈都透露着一种深刻的绝望，又或者说他彻底实践了“佛系生活”。他对生活的态度，引发了广泛共鸣，许多囚禁在“996”中的加班狗对他赞美有加。

对于许多安于现状的人们来说，宋春江就好像点亮了一盏灯火，只能遥望，不能触碰。宋春江彻底实践了“佛系生活”，可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彼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掀起一个小风暴，他衣服脏兮兮的，走到海信[2]门前台阶，想找个空地坐下。

这时，一个屌毛刚看到他坐下，就惊讶地说：老哥，你上电视了，不过是日本的，贴吧上就有。宋春江很纳闷，他怎么会上电视了。仔细回忆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己之前被人请吃了饭，录了像，得了100块钱。他跑到网吧，找到网盘里的视频资源下载下来就看，再看网友留言。

宋春江知道自己出名了，NHK就是日本的CCTV啊。要说到那次拍视频，那是在2018年春节后不久。2018年春节，宋春江留在三和过年，没有回老家。到了晚上，三和冷冷清清，不要说日结，连个人都没有。没钱吃饭，但有一个老哥请喝啤酒，可是只能喝啤酒，没有饭吃。中间实在饿得不行了，宋春江看到地上有碗泡面汤，捡起来一摸都凉了，但是实在饿得慌，大冬天就把冰凉的面汤大口喝了下去。

没想到，因为这一碗面汤，他拉了两天肚子。到了初八，宋春江已经有气无力了。后来，一个老哥好心请他吃了碗炒粉，买了瓶大水。整个大年期间，宋春江就吃了两顿饭，好不容易挨到了初八，终于有日结可以做了。见到日结中介，宋春江说赶紧搞个饭吃。吃完饭，大家就一起了东莞。到了地方，人家没开工。虽然什么活也没做，但也算做了两天工，中介觉得这样太亏，赶紧给他们结了工钱，回了三和。两天日结的工钱，玩不了多久，宋春节很快没钱了，挂逼了。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饿着肚子，在海信大酒店前转悠，遇到之前一起日结的老哥。“屌毛，最近跑哪去了？”“没活干，挂逼了。”“那边有人请吃饭，你去不去？”“有人要请吃饭，你怎么不去？”“那边吃饭要拍照。”宋春江一听，就吃饭、录个像而已，还有一百块钱拿。拍就拍呗，几天没吃饭了，拍个照算什么？再不吃饭就饿死，反正宋春江是决定去了，其他两位老哥一听，也跟着去了，总比饿肚子强。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顿在小餐馆的廉价午餐会变成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介绍他们去吃饭的中介，还从他们每人那里赚了50块钱，“黑中介”无所不在啊。NHK的三和纪录片播出后，虽然三和许多老哥都认识了宋春江，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依然是饱一顿饥一顿，无非是多了几个老哥在海信楼前跟他打个招呼。要说那次拍摄怎样改变了宋总的生活，那得从他开始做直播说起。

宋春江自己没有手机，就和另一个老哥做起来直播，收入按比例分成。没做几天，就因为分成问题，散了伙。但几天的直播也让宋春江知道了，关心自己的人遍布全国。没过几天，就有一位江苏的老板通过别人的微信给他转了500块钱，说这钱是借给他的，要还的。

宋春江就说：我做直播，每天还你50吧。接下来几天，宋春江就拿着手机做直播，从龙华汽车站，再到龙华公园，有时候还去汇海广场。欠债从500，到450，再到400，再到350，再到300，再到250，再到200，再到150，再到100，再到50，直到还清。还清了，宋春江如释重负。

可那位老板立马给他转回500块钱，说：这钱你自己自己留着吧，我就是让你永远记住这个感觉，努力的感觉。

宋春江直播了两三个月，直到贴吧直播账户被封号，收入了7000-8000，大部分都是红包打赏。收入挺高，烦恼也挺多。与那位借钱给他的老板一样，许多关注宋春江的朋友都希望他不要再挂逼下去了，进厂，找个工作，早日上岸。

这些说教给宋春江非常大的压力。人家帮助他，让他去上班，可他自己又上不了岸，最后变成了“欺骗”。宋总没有才艺表演，他觉得他每次直播都是在尬聊，每天的内容都很无聊。其实他不知道，不少朋友看他的直播，就是想猎奇三和的挂逼生活。

可是呢，在海信大酒店前又不能直播，有被打的风险。传说海南有很多流浪者，三亚还给流浪人员发放免费食物，还可能去饭店打包别人吃剩下的饭菜。为了“对得起观众”，他去了海南。可到了三亚，宋总拉不下脸，不愿意去打包剩饭，有时候只能趁夜深人静，去开宝箱。

在三亚，宋春江住星级酒店，大口喝酒吃肉，他给看客们直播热带风情，他总想让大家的礼物和打赏物有所值。可并是不所有人理解他，有人骂他骗吃骗喝，是团饭狗。贴吧直播账户被封了，他后来又陆续开了几次直播，但最后总是做了一段时间，就把手机卖掉了，宋春江不想被污蔑成团饭狗。几番折腾后，他从三亚回到三和，他觉得直播很累。工作很累，直播也累，手机也没了，那到底要怎样。

很多时候只能饿着，当然也会有老哥从全国各地过来请宋春江吃饭，请他上网。但是如果说要他上岸，还是免谈了。为什么不上岸？宋春江说，他以前“挑战黑厂”，都失败了。

少年时代的宋春江从皮鞋技校毕业后，就被学校分配到了东莞一家鞋厂。“每天早上7点20上班，上午上到11点半，下午一点半又上班了，上到下午五点，六点半又上班，一下上到10点多，吃个夜宵，又去上班，上到凌晨两点。第二天还他妈上班。”这就是宋春江从少年步入社会的成人礼。“正常都是10点、11点（下班），赶货的时候两点，有时候还会通宵。比如说今天干到凌晨两点，还没干完，通宵干，干到早上六点，四五点五六点，下班之后，放一个上午假，或者放一天假，一个月就就一天假，我操。一个月他妈才650块钱。”

宋春江在这家东莞的鞋厂大概待了快一年，“每天脑子都干坏了，刷胶水搞了鼻炎。”“有鼻炎，不能工作”，后来成了宋春江直播期间的一个QQ签名。直播的看客问他，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有鼻炎，不舒服，没法工作。”从第一个厂自离后，他没有拿到被压的一个月工资。

学校送了40多个毕业生过来，最后只剩下5、6个人，这几个人都是比较能吃苦的。经过朋友介绍，他后来又进了一家鞋厂。工资高的厂，要技术，要工作经验，他都没有，进不去。“在第二个厂稍微好点了……每天晚上十点钟下班了，有时候会加班，但好像加班没有加班费。”“干了两三个月，不行，要跑路，太累了，听人家说电子厂轻松，就想进电子厂。”后面也没进电子厂，陆续进了几个鞋厂，大都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跑路了。到了2009年，宋春江来到深圳。

他去了一家休闲会所做服务员，“按摩的、洗脚的那种，在那做服务员，工资也低，干了大概半年左右，我又不干了，我没一个工作超过一年的。”“过年都没回过家，都是过完年回家的，身份证丢了才回家，干了干，不行，又跑到KTV做服务员，做了不行，又去酒吧。”“不想干啊，然后就是工资低啊，累啊，很累啊。”“天天跑来跑去，送水还整理房间，扫卫生，扫地拖地的，累不累，我靠。”此后，他陆续做又做过保安、治安员，保安、治安员不能玩手机，宋春江觉得这样的工作不能忍受。

宋春江听说朋友说安徽有个看厂的工作，工资不低，还可以玩手机。结果过去发现是传销，从传销那里逃出来，回到老家，身上什么也没有了。父亲说：你小心点。“我后来又出来，还来深圳这边吧，后面又去东莞，然后挂逼了，去浙江了。”在浙江，他没有工资，天天打游戏。钱花完了，借弟弟的。

在网上发现了一个“自杀”QQ群，在群里加了一个好友，相约一起跳楼自杀，那刚好是2010年富士康员工坠楼自杀的前后。他真的跑到东莞去见了网友，可见了面，两人都没有再提自杀的事情，“他说，你好好生活吧，我说，你也好好生活吧。”

回到深圳后，宋春江又做一段时间保安，也做不长久。他喜欢打游戏，听说有游戏代练这个职业，他觉得游戏代练很适合自己，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岂不美哉？进入游戏代练行业，一干就是两年。“鼠标12个小时，不离手，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操控三台电脑，大部分都是操控两台。

这个手都疼，这里面骨头疼。所以我（在网吧上网）现在就看个电视，很少玩游戏。”之后，他陆陆续续换了很多工作。期间，他还每月把大部分工资都拿给了弟弟开蛋糕店，“明知道他搞不好，搞不了，我还把钱给他，就是支持一下他的梦想，你知道吗？”

双丰面馆，以价格便宜著称

2016年，宋春江从一家保安公司辞职。“（身上）还有4000多，当时我特别悲观，感觉要死啊，死在深圳了，他妈的花完之后，又不找工作，找工作又不想干。”“我说来三和这边吧，（朋友）以前带我来过嘛，就是找工作，招到厂里面，要不我进个厂，算了，不想再干保安了，干腻了，然后来三和之后，就看一个网吧，很便宜的，住宿也挺便宜的。”

“过来我就先上网，还是玩游戏，然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不想找工作了，然后我看这边人都没钱，‘唉，请我喝瓶水啊，我没钱了’，我说他妈一瓶水都买不起，我还有4000多，我怕啥？再玩吧。没钱了，我给我弟弟说，我弟弟又给我打了两千，我又继续玩。那是16年9月份，玩到就快过年了，快17年了。”后来没钱了，他就去东莞一家电子厂组装华为手机。就是个临时工，很累。

这是宋春江最后一次进厂，“就想着厂里太蛋疼了，干时间长了，不想干了，想休息一下，做一下日结。”后来日结也不想做了，反正“日结也是挂逼”。“17年4月份、5月份，就有人找我贷款，弄个公司，然后我一贷贷了两万。”开始还勉强做做日结还贷款，后来“彻底不想干了，彻底堕落了”。“到六月份就真的逾期，还不了了，我就把手机卡也扔掉了，手机也卖了，身份证也做法人了，谁也找不到我了，到时候，饿死就算了。”他又想自杀了。

从三和步行离开，一连7天，只喝水，没吃饭，他就吃了几个路边树上的芒果。饿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死的念想了，只想着吃点东西。幸亏被好心人搭救，回到三和后，他偶尔做做日结，“别人做一天，玩三天，我做一天，玩一个星期。”农历新年，宋春江还是没有回家。再后来就遇到了拍纪录片的，NHK记录片播出后，他直播赚了钱，回老家补办身份证，父亲让他早点回深圳：大家都在努力，就你在家闲着，也不好看。要努力吗？宋春江已经放弃了。

他在深圳一家酒店工作的时候，谈过一个对象。虽然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但宋春江觉得“就那种感觉吧，幸福的感觉。”后来，宋春江听说她跟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出去过夜，就不再联系她了，她也不再找他，就不了了之，他也就辞职了。默契分手，互不打扰。“她一个月5000、6000，我一个月1200，所以她跟一个有钱的人走了。”

“也不能说女的拜金，你得有些生存的能力，最起码能自己顾得上自己吧，你现在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不给人家添麻烦吗？”“成家啥的也没有勇气了，没有赚钱的能力。最重要的不是说人家拜不拜金，人家也不想拜金，你能不饿肚子？能不能有个地方住？做不到，自己都没个地方住。”

宋春江算了一笔账，就算一个月工资5000，在老家盖一栋房子也要20多年。“太慢了，我不能坚持。”他想找一个不太累的工作，“每天4个小时，工资2000也可以。可这样的工作没有啊。”“随便他说（宋春江不工作），这是事实，说得没错。”“幻灭了，不太敢想，这辈子就算了。”

作者：王小嗨

来源：尖椒部落公众号原文连接

NHK作为一家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的日本媒体，片子拍得虽不敢说多有深度，但的确是挖掘到了“三和大神”这一群体背后折射出的诸多社会问题：第二代农民工在阶级固化与贫富差距面前的无能为力甚至自甘堕落，改革开放数十年后逐渐被透支干净的人口福利，政府在底层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治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滞后与不作为。

狭义上“三和大神”的主体构成是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后留下的留守儿童，他们多出生于九十年代以后，因着互联网得以较之父辈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但却因为国内城乡差距的日渐加大没有得到与这种视野相匹配的教育资源，当他们沿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城市，发现他们已无法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的进行日常劳动，他们同样渴望拥有正常人所应该享有的自由与权利，梦想与能力的不匹配最终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吞噬干净，造就了一个个信奉及时行乐信条的“大神”。

“三和大神”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在今日引发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二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佛系、草食、低欲望社会其实是“大神”进入中产阶层后更体面更具欺骗性的表现形式，但究其本质，它们都是对社会固化后一种消极无声的反抗。

看的途中就喘不过气来，第一点是因为见了身边亲戚里太多这样的底层打工者，在大都市里挣扎，与一些片中被采访者的经历何其相似；第二点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因为绝望而懒惰，又因为懒惰而绝望，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第一点，关于亲戚里的大都市底层打工者。这里面有第一代打工者，他们在外十几年，在建筑工地下苦力，到现在挣了不少钱，在老家有两三套房，可在外依旧只能租房住，一家几口都住在一起，家中孩子（都90后）学历都不高，没上过大学，不存在阶层跨越。也有90后打工者，有的勤勤恳恳却在外被骗了10几万（整整一年的血汗钱），有的就像三和大神一样，因为残酷的现实，早早便没了梦想，在外待了几年之后回到内陆依旧混日子，还有的即将步他们后尘。说到这里，就想谈谈个人所理解的三和大神一族如此绝望的原因。首先，许多这些90后打工者的父母也是打工者，他们见到了自己父母的人生轨迹，没日没夜的劳作却没能带来好生活，为大都市奉献再多都永远只是个外来打工者，永远融入不了。因为没有希望，所以他们便开始堕落，沉迷网游，赌博，进行网贷，活一天是一天，睡大街，身份证都能以几十上百块的价钱卖掉。其次，他们不想被剥削但又只能被剥削。因为要吃饭，所以必须工作；而不想被剥削，所以要做日结族，工作条件不好直接走人，但是因为这样，他们也只能在温饱线挣扎，三和大神说几天不吃饭都是常事。三和大神们大多没学历，能做的工作基本是临时工，临时工没人权，加班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累死累活都没人管，吃苦也拿不到钱，但要想活就只能认命被剥削。

第二点想到自己过去4个月丧尸般的生活，日复一日躺床上发呆，思考未来，然后绝望，然后无力，然后一天接着一天就过去了。

此外，我想问，当大量正处壮年的底层劳动者都遁入了暗黑世界，这个社会到底还有未来吗？

“三和大神”是生活在深圳龙华新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一些青年农民工，这个名称2015年左右开始在网络论坛上流传，2017年由于好几家新媒体的报道而进入人们视野，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根据这些报道拍了一个纪录片，使这个群体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讽刺的是，最早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报道的是电子游戏类的媒体。

据报道，三和大神的特点是“身背债务、与家人绝少往来、终日在网吧里流连忘返甚至卖掉了身份证，只在逼不得已时应聘会展临时工、临时保安等日结的工作”，他们自己的口号是“日结一天玩三天”。由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既枯燥无聊又工资低廉，他们宁愿以隔三差五地打零工为生，并把自己的消费水平压到最低程度，比如住每晚15元的群租房床位，吃5元一碗的面，喝2元两升的瓶装水，上1元每小时的网吧，偶尔找30元一次的最便宜的妓女。

对于多数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年轻农民工来说，这只是暂时的过渡阶段，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在经济上、身体上、精神上都是很难持续的，长期这样生活的结果只能是回乡、犯罪、疾病或死亡。一两百年前的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大规模群众暴动，基本成员就是这类被社会压榨到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等级制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

“三和大神”之所以成为热点话题，是因为这类人和这类生活方式的存在，似乎点到了当下年轻人普遍的痛处：工作的压榨，工资的窘迫，未来的迷茫。每个年轻人似乎都能从三和大神身上看到自己过去或未来的影子。

然而，不同阶层的年轻人，他们的个人命运实际上是有本质不同的。同为从农村进城的年轻人，还在上学或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有不少人对未来感到迷茫，但他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份有升职加薪前景的白领工作，或者是国企正式员工、政府公务员之类可以安安稳稳地“混吃等死”的铁饭碗，而农民工在制造业工厂或服务行业的工作既朝不保夕，又没有上升空间。同为自甘沦落、沉迷电子游戏的年轻人，城市土著青年也有不少这样的“蹲族”，八十年代城市待业青年的“葛优瘫”形象是他们的标准姿势，但他们至少还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有的还可以啃老，而对于沦落到底层的青年农民工来说，不仅不能啃老，家中老人反而要依靠他们的收入。所以同样是打零工，三和大神把打零工得来的钱上网吧、租床位、买清汤面，而城市土著青年则把这些钱用来买装备、买点卡、上餐馆。同样是没有存款甚至还负债累累，他们和房奴、卡奴不同，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相差太多。

“三和大神”可以说是农民工阶层里的最底层。他们的人生不但没有出路，身后还是悬崖。三和大神的世界里充斥得最多的东西是绝望，而不是迷茫。他们已经度过了迷茫的阶段，放弃跳出火坑的希望了。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这个社会在压榨完他们的劳动力之后，还要剥夺掉他们心中残留的一点点希望。就像整天闭门不出的抑郁症患者，或者一百多年前聚集在烟馆抽大烟的穷人，在等级制社会的父权、资本、官僚、地主等重重压迫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不幸的个人，他们耗尽了本来就不充沛的精力，不再能应对这些压迫，从而进入了类似于动物冬眠的行为模式：减少活动，减少欲望，等待春天的来临。实际上，很多人熬不过寒冬的漫漫长夜。古人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本片主要采访了三类人：三和大神、第一代打工者，以及人才中介。

第一类人——三和大神：是指在深圳打工时干一天活、玩三天，厌恶长期劳动，沉迷于网络或赌博，露宿公园。

他们的理想：工资高、工作轻松、来钱快（日结）。这样的人有几万人。

他们是90后世代，是来深圳第一代打工者的后代（留守儿童），没有家庭需要供养（独身）。新一代年轻打工者的劳动观念已经大改变，对人生没有太多奢求和渴望。工厂工作不安全、没自由、长时间工作（11小时）；大多来自内陆农村，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贫富差距大，广大农村依然贫困。留守儿童，大多在农村找不到工作，只能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找工作。农村老家祖父母不重视教育，缺乏升学机会（六成以上是初中学历），造成无学历（多辍学）无技术。工厂把最累的活给日结工，又脏又苦又累。社会不满累积。

第二类人——第一代打工者：失去右臂的早点店老板陈开发，起早贪黑地工作。没有深圳户口，女儿教育问题，大多数人没有成为深圳人的想法（来这里就是挣钱），为了孩子教育想办法解决入户。

🌟三和大神的隐患：黑中介猖狂，高利息的网贷、卖身份证（用来掩护违法商业行为，虚假公司）

经济飞速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和恶性循环，正使年轻人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