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凑巧，在影院门口准备入场看《看上去很美》的时候见到迎面走来的一群人中有个拿着福娃公仔的可爱小男孩很眼熟，居然就是《看上去很美》的小主演董博文，18日是电影首映，他们应该是刚刚参加完前面那场有观众见面的放映后离场出来。

我笑着向董博文招招手，小朋友也向我笑，然后仰头对旁边的大人（大约是他的父母）说：“又有人在跟我打招呼。”

擦身而过之后，我转头望过去，只听见渐渐走远的人群里小朋友用收到礼物般雀跃的语气隐约在说：“……又有一个认识我的……”然后还能听到有个温和的男声（应该是他父亲吧）在低声说：“……要有礼貌，知道吗？”

我过去很难想象出孩子直率的喜悦居然可以如此可爱，文字是如此乏力，我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准确描述出当时那孩子反应方式和神情的趣致之十万分之一。

我放弃所有对《看上去很美》进行高深解读的企图，让别人去深沉吧，对这部片子，我是一个头脑最简单的观众，我没有兴趣关心隐喻象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感觉方枪枪们的一颦一笑上。他们简单的一举手一投足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让人忍不住想笑，这种感觉就仿佛看一只刚满月的小猫跌跌撞撞扑蝴蝶，它的笨拙和灵巧都显得如此温暖而有趣，使你的视线舍不得移开。

本片是以一群孩子主演，来表现成人世界的电影，虽然影片中充斥着赤裸裸的镜头，但因为是孩子们最原始的表演，一切也就显得不是那么低俗，而是一种另类美。不过，在如此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故事，个性与社会性的激烈碰撞，自由与制度的相互对立，即便是以孩子的视角所呈现，这种另类美也正如片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太喜欢这部电影了，编故事幻想老师是妖怪，不碎午觉，逃跑出去玩各种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看不透也分析不来里面的深层含义~~~只是觉得能让我回味一下童年，再会心大笑，就够了。另外，真心不喜欢里面那个李老师啊~~~就不能好好地跟小孩说话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一顿呵斥，难怪要被小朋友想象成妖怪。方枪枪简直萌死了。

片子还没看。我只是看见了《看上去很美》的海报。方枪枪像个大苹果一样真可爱。而且，我看方枪枪这个小演员有点像张元还有点像王朔，他俩从哪找到这个小家伙的呢？还把自己亲女儿就在片子里许配给了他。我看了预告片还有张元选小演员的时候的画面，张元说，小孩子是柔软的，我们看小孩子眼睛的时候心就柔软了。画面上还有小朋友们横七竖八的睡在幼儿园的床上的镜头。没有装睡的，都睡着了，穿着小背心裤衩的小朋友睡满了一整个屋子。

我想《看上去很美》一定会比《绿茶》好的，因为他只拍了方枪枪的幼儿园时代。张元有好电影的，《儿子》拍的就挺好。套用很多影评人都爱说的话：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电影可以这样的，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的。张元是个好导演，他只管呈现，绝不包办联想和感想。比较适合给喜欢联想的观众，有的导演太喜欢联想，把观众的想象力都比下去了，让观众蹲到一边自惭形秽了。

我想问的是，方枪枪走后会怎样，但是似乎电影并没有直说。这个问题我试图在豆瓣《看上去很美》的页面之下求解，看看有没有评论高手能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颇令我失望。多数评论并没有关心这个问题，而是醉心于将影片生硬地套在福柯或者别的什么理论框架下作零碎化地解读。因为我并没有读过王朔本人的这本小说，因此也谈不上究竟王朔是不是真的把故事写的像那些评论一样零碎，但是至少我认为我们自己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上面这段话说的很玄，我希望下面的文字能把这个看上去很玄的主张说清楚。在我看来，方枪枪走后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在这部电影中刻画了一个个体一开始试图接近这个群体，但是屡次失败之后决定离家出走。用一句话做这样的概括似乎是对于电影导演和王朔先生的不敬，我并不否认在这部电影中方同学和这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被描述的非常直观，给人很大的冲击力。电影似乎在给我们描述一个制式教育的典型画面，整齐划一的时间安排，每一个环节都被设计成标准作业流程，甚至穿衣服或者上厕所都有自己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某一监狱的日程作息表。方同学在这里实际上存在两种选择，要么融入这个群体，要么与之对立。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可能首先选择与之对立，人需要一种群体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小朋友需要有人和她们一起玩，在成年人中我们需要结成社会以达成社会分工以及创造良善生活可能的条件。方同学首先的选择显然是试图融入这个集体。

影片中选择插入汪同学那个作为后勤部长的父亲的出现我认为是很有些深意的，似乎暗示了方同学从这件事之后逐渐发现幼儿园这个小社会的社会制度背后的虚伪和荒谬。我认为这个情节是很不错的，作为之前一向很关心“法律”，试图做一个“良好公民”的方同学，忽然发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居然能通过某种“错误”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得到，这种冲击显然是巨大的。方同学决心发动自己的反叛。但是因为存在这个环节，我们自己的慎思就需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对我们而言，方同学是不是一个坏同学？你可以说是，因为之后的连串行为是典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但是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所谓的纪律不过是一套虚伪的把戏，甚至在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居然整套“法律体系”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一个实际上无辜的人。方同学的反叛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不是他自己有意要提出的，即究竟怎样选择才是对的？而实际上影片暗示了唯一一种可能的答案，即权力就是正义：无论是能够左右李老师的汪部长，还是在李老师眼里是“良好公民”的倩倩同学，都暗示了这个答案。所谓的正义，就是权力要你做的事情，没有更进一步的为什么。当你去反问，凭什么要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错过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该提出。但是可惜的是，方同学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应是“你怎么敢顶撞老师”？

上述的解读似乎对应了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某种解读方式，即这个影片就是在暗示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荒谬。当然毫无疑问这种暗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不足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则的追问，这部电影仅仅意味着那段荒诞的历史吗？集体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某种意识形态独创的生活方式，而是大工业时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我们并不是住在集体宿舍中，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让我们和别人联系紧密，甚至美国证劵市场的一次波动都能影响到中国的某个企业，而一个地区的物价的变动可能引起的是整个国家的市场发生波动。我们不再被强制的束缚在“单位”中，但是我们却“自愿”被束缚在某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其实说到“自愿”和“束缚”放在一起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的确是现状，并且也是方同学的第一次选择的结果，他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个大社会之中。因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过去的单位制和集体生活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发生变化，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结构。当然，所谓你自愿加入到一个束缚之中，即所谓“异化”问题，你的自由意志异化成了一个异己的对抗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维度去看这部电影，实际上它表达了一种反叛，这种反叛绝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的反叛，同时意味着一种对于“表面世界”的反叛。我所谓“表面世界”也就是那个“小红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一套道德话语很好的解释，错误的被消灭，正义得到弘扬。权力的运作被装饰成某种永恒道德标准的逐渐展开与实践。方同学试图争取自己加入这样一个社会中，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它发现了这个“表面世界”背后的内在结构：它是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一切的人及其活动不过是权力的某种自我运作的需要，而并非所谓的目的本身。毫无疑问，好学生与差学生总是同时存在的，红花榜意味着某种表彰，也就意味着某种惩罚，影片中这种惩罚从红花榜到关禁闭组成了一个连续的惩罚结构，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刑法典中发现这一套阶梯结构。我们通过树立“差学生”作为对立面，用“他们”形成“我们”。所谓的末位淘汰制或者红花评比，实际上将“末位”视为一种不可接近或者不可言说的符号或者形象，从而使得整个群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末位”，当然在实践中人们就会发现最好的躲避瘟疫的方式就是实践正义，而这恰恰中了权力的圈套，因为所谓的正义不过是粉饰出来的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完全批判的境地，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所依靠。如果全部的道德戒律不过是权力游戏，那么我们如何谴责权力本身呢？我们只能选择闭嘴，无从言说这种批判。那么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谁赋予我们行动的意义呢？正如方同学自己，能够以很多的方式挑战整个共同体，但是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差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实际上已经选边站在李老师一边，但是这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能说他是一个好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他做的事情的确称不上“好”。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或者说他在干什么呢？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没干，那么他实际做的那些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捏同学的脸，打上厕所同学的屁股等等。如果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道德话语谴责他，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在自己创造意义，他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意义就是挑战权力，讽刺权力，攻击权力。但是这些实际上都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依然是依附于权力本身。当方同学大声说“快告诉老师我脱队了”而无人理会的时候，自我创造的意义已经宣告失败，那么唯一的路就是逃跑了。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方同学跑了之后能怎样？我想只存在两种可能，也就是和当年娜拉出走之后可能的结果是差不多的，要么被人找到重新回到幼儿园，要么在社会中长大真的轮到公安局去“收拾”他。说到公安局，影片中有一位老师的这个威胁实在是很值得玩味，并且幼儿园出去就是医院，也是很有意思的设计：一个健康的人就活在“幼儿园”，要么就是不健康的人就活在“医院”，只存在着两个选项。因此，真的要追究起来，方同学走后会怎样，其实影片已经有所暗示。这个暗示是悲剧性的，或许王朔本人也止笔于此了。不过我觉得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我们就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发现这些内容是需要脱离出影片的故事本身的。这部电影提供了一种解的答案，但是自己有证明了此路不通。那么又该怎样呢？存在一个问题，方同学真的只能跑吗？当然你可以说方同学曾经用一个谣言发动过一次“革命”，但是很快被“镇压”了，只是因为“反动政府”的势力过分强大。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个问题追问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就无路可走？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发动某种革命？

回到方同学第一次的选项中去，那个时候他试图加入这个社群之中，并且这是一个“自愿”的行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从母亲的怀抱中脱离开来，就必然需要赋予自己某种身份，成为某种社会角色，这也就是“加入”某个群体。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会加入幼儿园成为“小朋友”；会加入学校成为“学生”，在这其中有些朋友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组织也会加入这些群体中；会加入工作单位成为“职员”；会加入自己的家庭成为“丈夫/妻子”“爸爸/妈妈”等等。我们总是在“加入”的路上。当然，每一次“加入”都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社会实践客观赋予这一社会角色的规定性，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规定起来，才有可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必须有这个规定性，否则就是散乱的，流变的，就好像风或者气一样，是“无定形”，那么也就注定是没有一种定型的力量。我们需要把自己展示出来的时候，就需要能展示出来，而不是流于无形，比方说我们需要实现自我，就必然需要将某种自我的能力客观的实践出来，做画家、艺术家、法学家、钢铁工人等等，一辈子懒懒散散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整个人也就无所谓意义可言。方同学最后发动的一连串反叛，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的某种规定性，将自己显示出来，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只能逃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规定性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要求，那么邪恶的并非规定性本身，而是要看它规定了什么。

如果我们将问题转换到了规定性本身规定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方同学本人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甚至多数成年人是否具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也是存疑的。他们受到自己未经训练的思维的束缚，被感情，狭隘的经验，自身利益等等捆绑。如果真的要把问题都讲出来，那么反而会引起怀疑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个问题已经在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政治实践之一的雅典民主制中有所体现。那么这就要求执政者能够借助于普通人的感情和判断，在“不知不觉间”将正义之事达成。但是这似乎又预设了正义之事的完成是需要欺骗的，而这种欺骗也包括了执政者对于被统治者的一个对立。不过这一观点也包含了对于普通人处理政治问题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又可以判断“李老师们”是否真的在使用权力让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好的发展以及全面的实现，而不是将权力视为谋求自己统治阶级私利的工具？那么问题再次回到，道德判断的意义究竟如何存在？如果我们将问题推进到这一步，难题就不再是针对方同学，而是李老师，她自己必须对自己作出辩解。但是面对一帮小朋友进行这样的辩解吗？我们也能想来她的说辞，即影片中反复提及的“这样是为你好”。其实到底本来是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小朋友的话，实际上她自己也真诚的相信，这也是在权力体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公平正义的运行被不分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真诚地相信着，而统治阶级相信自己仅仅是在维护永恒道德的实现，维护一个自然秩序罢了：所有人都被骗到了。

这样，这部电影揭示的问题已经被追问到底，作为另一种意义创造者的方同学即将面临悲剧的结果，我们也无从反思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规定性是否真的就是好的。我应该承认“方同学走后会怎样”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因为它真的无从回答。

为数不多的一些时候，会和周遭同学聊起童年。
其中自然会有许多趣事，或是隐藏多年的小秘密。
而谈话结束时通常笑言，小时候可真傻。并且对那时的老师，给予极低评价。
这是全国惯例，所以不能单从人格方面分析言论的起因。
或许张元的《看上去很美》可以给出一个模糊答案。

因为王朔，影片注定了不会按照常理出牌，即便这只是一群小孩的故事。王朔此人，他批判与嚣张的本性在当年痛斥金庸的事件中早已暴露无疑。
同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阴暗的人，但我愣是没看出来《看上去很美》里的温暖和感动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根本就是一个黑色童话，幼儿园和孩子们是童话的表层架构，隐藏在内里的，还是那些沉重且无奈的东西。

比如打小报告。
这种情况在影片里出现得不算多，却让人记忆犹新。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最痛恨的就是打小报告，我们有许多秘密的相互渗透的团体，但都拒绝任何与老师“狼狈为奸”的人加入其中。
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曾给老师通风报信的同学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很难说是正面的。在漫长的不晓人事的童年里，老师是绝对统治者，有权利干涉一切即使与之无关的行为，定下苛刻标准，并强制执行。这些被同龄人广泛排挤而实质上什么也不懂的小“奸细”们，也许他们的最初动机，仅仅是为了老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却变相成了学生们与老师或者与教育制度冲突中的牺牲品。

比如潜规则。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群体都存在潜规则，在儿童世界里，或许这只关系到跟谁玩和不跟谁玩。简单直接，但不能例外。于是电影里我们时常看到主人公方枪枪形单影只、孤身奋战。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夸张，因为确实，方枪枪由始至终没有成功进入到任何一个小团体里。并不是他不够好不够吸引力，仅仅因为他是后来者，而他的伙伴们没有足够勇气，战胜自身可卑而又强大无比的从众心理。

比如误导。
影片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场戏，是方枪枪当着全园小朋友脱衣服，引来哄堂大笑。场景如此突兀，孩子们本该天真的笑声此刻听起来刺耳至极。他们不知道取笑别人是错误的行为，只是觉得有趣而已。
可是没有人指责，那个面容可憎的李老师说：“你就慢慢耗着吧，做不好你就别下来。”语气冰冷。这个角色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讨好的地方，而另外一个唐老师却几乎成了“真善美”的化身。这大概是张元一直以来都把握得不太好的人物刻画，不过我们姑且把它理解为孩子的视角——他们通常一叶障目。

还有就是，权利与利益。
影片中权利的象征有许多——总是打人的调皮小孩和他的领导父亲，笑起来跟巫婆没什么差别的幼儿园园长，当然还有说话尖刻的李老师。基本上，他们的每次出现都意味着打官腔和强制性命令的下达。
利益的象征是小红花。老师们管教孩子惯用的手法只有两种，奖励小红花或者扣除小红花。紧接着导演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为这种红色小纸片趋之若骛的表情。
最近时常听到身边的人抱怨，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过于擅长明争暗斗、阳奉阴违，报纸上也时常出现“社会呼唤诚信”之类的大标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理解为人口众多而资源贫乏，至少从儿童教育上，从儿童教育者李老师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神态上，就可以找到端倪。
对了，影片的英文名是“Little Red Flower”，我相信它是个多义词。

张元还是没能摆脱第六代的潜在悲观意识，对于一个追求上进的导演来说，有点遗憾了。虽然“看上去很美”的前三个字总让我觉得它跟中国的教育者脱不了干系，可我还是忍不住想，电影拍成这样，会不会并非张元的本意？也许他要的，只是一个简单明媚的故事，用纯美孩童勾起我们于幼年生活的美好追忆。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方枪枪如此聪明，接收能力超凡，他迅速完成了由弱者到幼儿园园霸的角色转换，同时让我们毫无遮掩地，目睹了他迷失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一无所知。

关于影象的风格，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干净写实。《看上去很美》的色调更像是一部落伍的老片，一如影片本身描绘的仿佛早已成为历史的幼儿园。没有过多刻意做作的类似贾樟柯的时代细节描写，真好。孩子们的天真笑容，也足够使中国的观众不用再面对《小鬼当街》望洋兴叹。
最美的一个镜头，是方枪枪的梦境。他光着身子，走到操场上撒尿，那时下着雪，天地一片雪白。这也许才是人生命之初，最简单和真实的写照。可我们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会醒来，并且学着自己穿衣服。

小三即日。成都雨过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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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看了《看上去很美》。
时代质感做得很好。
大概是八十年代的事儿。
那时候的幼儿园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但是看到电影的时候，感觉好像原本是透着毛玻璃看童年，
一下子玻璃透亮了一样。
点点滴滴，零零碎碎的彩色玻璃，被拼凑完整了。

开始会一直在想：到底是要干什么？
一身反骨的张元，到底是要做什么？
他该不是真的要费这么大的劲头，就写一个小孩的小屁事吧？

继续看下去，答案慢慢就出现了。
这不是一个伊朗的电影故事，贫瘠物质中的美好童年，
纯净诚挚的心灵，诸如此类。
没有那么多直接的愤怒，而是展示冷静的残酷。
体制对人的异化，生活的设置，
在懵懂无知的年纪里，我们到底要接受多少训练，管制，和理所当然的摧残？
音乐，音效，灯光，这一切都在给予模糊的童年以诡异的梦魇的性质。
我看到后来简直觉得是在看恐怖片。

我很吃惊里面有那么多性的元素。
赤裸裸的。
如果懂精神分析的人看到这种电影，该兴奋死了吧？
够写十万多字影评的。

看《看上去很美》感觉很奇怪，
我想到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里面的孩子面孔相似，一片消费前时代的纯朴，
同时，一片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的可怕的天真。

《看上去很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似乎讲的东西太小，又似乎太大。
在眼下的中国，做这样的电影，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独树一帜。
在如此完整，精细的电影里，我看到了一种冷静理智的勇敢，
和一种对电影和生活本身的诚意。

PS：那个方枪枪，长得太像苏格兰折耳猫了，实在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