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

从北京起飞，飞往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或是其它北欧城市，长时间的飞行会被客舱里狭窄密闭的空间憋得百无聊赖，当你不停地看动态航迹图，会发现有个国家大得在考验你的耐心，空中7个小时都会被他辽阔的幅员占用掉。于是，你会格外清晰地记得那些遥远的地名：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北海、巴伦支海，神秘高远的地域，滋养着庞然大物，掀动波涛，翻搅乌云，在靠近北极圈的洋流里缓慢生长，他们被极寒的海水催眠着，一觉醒来，已是许多人一生的时光。利维坦就是主宰这片海的巨兽，也是俄罗斯入围奥斯卡外语片的片名，用这样一个玄而又玄的片名，讲述了巴伦支海边的平民，因追讨拆迁费与市长对簿公堂又败下阵来的故事。

利维坦是《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利维坦在书中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利维坦在本片中以具象和意象两种方式存在着，具象的第一眼是那张海报，一个男孩坐在巴伦支海边，面朝俄罗斯幽深的海，那种比湛蓝更暗的蓝色，有种沉重感，男孩的身边是一副巨大的鲸鱼骨架，白色的有着竖琴般优雅的弧度，在末世般的垂暮中，仿佛和男孩一样在哭泣着什么。这张海报的孤寂感和世界尽头感，可以荣登海报榜前三名，单凭海报你无法断定这是个什么片，它没有显示场景和人物关系，倒有种灾难片和科幻片的魂魄。构图是经典的俄式油画样式，远景、中景、近景和道具无不渗透着凄凉与苦闷，只是稍微清冽的天空把画面拉开阔了。

在这个肃杀萧瑟的俄罗斯偏僻小镇，每个人都被命运中的利维坦在干预在影响，好像海里的怪兽时常觊觎这里，想掠走些什么。片中的利维坦意象无处不在。

男主人公从部队退伍后，靠修理汽车营生，用半辈子的积蓄在海边修了栋两层的房子，每晚枕着涛声入睡。这套海景房占据的绝佳位置令市长垂涎不止，于是出动公权力以极低的价格勒令拆迁。男主人公从莫斯科请来曾经的战友律师做辩护，对簿已经沦为市长氂下的公堂，再次讨说法又被拘禁起来，当战友律师把营私舞弊的材料摊给市长时，市长的方寸乱了，当战友律师提到莫斯科委员会的人时，市长的脸白了。市长问了律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有信仰吗？”“我愿意相信事实”律师答道。

关于信仰的对话，片中出现了三次，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像任何时候一样，都还想信点什么，来消解艰难和不公正。漫长的中世纪，人们的言行受制于教会，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新教让人们不再成为教会利益的输入者，而只是信奉耶稣，不做教会的奴隶。十字军东征后，东正教义在中欧东欧广泛流行，俄罗斯人一边躲在教义的温床里，一边却对自己的教派讳莫如深，特别是在最高领导层里，信仰的教派也是近年来被媒体知晓。

片中第二次出现信仰的解答，十分清楚果断。市长在召集手下的公检法头目开了个私人会议后，惶惶不可终日，来到神父的办公室里寻求慰藉。在《最后的晚餐》作壁画的餐室里，市长毫无兴致享用镶金烛台和红菜汤，只是不停地担忧律师的插曲会否影响到下一年的选举。他问神父：“信仰能做什么？为什么每周的礼拜和募捐都救不了我？”神父昂起头告诉他：“信仰就是你手中的权利，是上帝让你拥有的。”不难联想，沙皇时代的暴政也打着信仰的旗号，让有信仰的老百姓被臣服被愚弄。

百年后的今天，在俄国大地上，信仰还是国家机器的吊装工具。

男主人公在战友律师离开、妻子跳海自尽后，终日与伏特加相伴。那个利维坦是市长派来的重型车，妖怪一样推掉了他的家，这个长镜头因把机位放在了屋里，由内向外拍摄而应该被载入电影史，流苏的桌布、盆栽、牛奶罐、野炊烤炉和鱼竿统统被铲掉，那是主人编织的生活与梦，被权利的化身利维坦揉捏得粉碎，看到这里，利维坦到底是什么，已经付出水面，应了市长那句台词：“你们这些蝼蚁，永远不会有权力的!”

片中第三次出现信仰的追问，是男主人公问镇上的神父：“信仰是什么，为什么我信，还没有好报？”神父说：“因为你没有做礼拜、领圣餐，我的信仰在心里，你的，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显然不令他满意。片尾，导演难能可贵地选择了事件真实，像纪律片一样没有任何上升的意义，只有惨淡的现实，男主人公被栽赃入狱，市长却依然插着信仰的翅膀享用权力，因为只是被利维坦占据的地方。

在这个肃杀萧瑟的俄罗斯小镇，每个人的都被命运中的利维坦在干预在影响，好像海里的怪兽时常觊觎这里，想掠走些什么。片中的利维坦意象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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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一直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一部有关讲述对抗体制的电影，就如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样，强拆强占，贪污腐败，弱民强权，以及无用的陈词滥调。可是真正看下去之后，发现电影不止在讲这些，影片似乎揭示了一个更加深远，更加宏大，带有永恒意义的话题。
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利维坦是指绝对权力的国家——是一个人工 模造 的人；其中，主权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你，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

在（圣经）里，利维坦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是世界的毁灭者。

俄罗斯的电影和小说总是带给人们一种对人类苦难的探索和反问，比如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托福妥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

在利维坦这部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巴伦支海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实际上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贪得无厌的市长盯上了尼古拉一家所住的房子，并企图白占那块土地——实际上是强占。市长行为粗鲁，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最后的结局是妻子跳海自尽，尼古拉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一个家由完整变得支离破碎。

在影片的一开始有个细节，尼古拉 前往车站去接他的好兄弟—从莫斯科来的律师，在回来的路上，就交警斯特帕尼兹又一次要求尼古拉替他修车的事。尼古拉对他的好兄弟气愤的说道：“我烦死斯特帕尼兹和他的破车了，并说任何腐败的交警干上五年，都能买的起一辆好车了。”他的好兄弟则说道：“也许他是一个清廉的警察。”尼古拉则调侃的说：“是啊，还善良呢。”然后两人相视大笑。

任何一个琐碎的小问题往往都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前往法庭上诉失败之后，尼古拉 一众人回到家中，这时候喝的伶仃大醉的市长找上门来无理取闹并不屑的说道，你们这些刁民，你们不会有权力的，想都别想。由此我想到柏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演讲中所提到的一句话，即对于无力运用自由的人来说，自由什么都不是。而在这次事件中尼古拉所行使的自由就是柏林所提出的作为一个人应拥有的“积极的自由”的权力，而在这里这种自由是被打压的。细看之下，市长的逻辑简单而粗暴——人民是蝼蚁，不具有权力，所以必须逆来顺受。而市长此时正面临着一次大选，他忽视了他的权力正是来自于他口中所说的“蝼蚁们”手中的一张张选票。这是对俄罗斯当今制度的一种反讽。

当我们把希望寄予尼古拉的好兄弟即莫斯科来的律师身上时，影片中莫名其妙出现这样一个桥段，交警斯特帕尼兹拿着报纸念出了这样一句话：“达尔文对定向与不可逆转的生命历史发展的概论。从生到死，一段长时间的跨越即 进化论。从这里又再一次指向了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看到这里其实可以毫无疑问的猜出电影的结局了。

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无论是尼古拉的好兄弟律师睡了他的老婆，或者野外聚餐外加射击比赛，更多的是表现电影情节上的一些冲突。它们都指向同一主题——最终的悲剧。
俄罗斯是一个宗教国家，在电影中那个焦虑的市长不止一次的求助于主教大人，在遭遇律师的威胁之后，他又一次求助主教。而主教的发言让人颇值得玩味：上帝是一切的主宰，有主宰的地方就有权力。如果你掌握了权力，用自己的权力解决问题，不要寻求帮助，否则敌人会觉得你很弱小。 我实在佩服主教大人偷换概念和稀泥的能力，于是市长再一次充满信心决定运用手中的权力恐吓律师，并且成功了赶跑了律师。

具记载，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运作，因此具有了人性当中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于是故事和我们所预想到的一样在走向悲剧。古希腊式的悲剧是宿命论的，它只有一条守则，即与命运抗争从来都不会成功。而尼古拉所表现的则是体制下的悲剧，即与体制抗争永远都不会成功。

尼古拉在遭遇好兄弟律师弃他不顾，妻子死亡之后，找到神父逼问道：“你的仁慈万能的上帝呢？

“我的上帝，在我心中。至于你的，我不知道。你要祈祷什么？我从来没在教堂见过你，你没有斋戒，没有领圣餐，也没有告解。”

如果我点上蜡烛，做到这一切，一切会不同吗？或许现在还不晚。我的妻子会死而复生吗？我的房子呢？还是，已经晚了。

“我不知道，上帝是虚无缥缈的。”神父如是说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去告解？那你又知道什么？”尼古拉问道。

“你能用鱼钩钓到利维坦吗?还是能用绳子绑住的舌头？它会向你祈求原谅吗？它会对你礼有加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平等的，它在傲慢的水族上称王。”神父反问到。

“你知道约伯吗？约伯 看到了自己的曾孙，并且活到了140岁，因为他顺从了自己的命运。”

顺从自己的命运似乎是宗教所宣扬的世界运行的方式，于是在暴政的压迫下，人们无所适从，在巨大的利维坦面前个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强权即真理，国家即利维坦。

那么在一个国家政权和世俗神权同流合污的时代，人民有何权力？似乎没有人能够抗衡这种命运。人们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他们像是羔羊一般，温驯且懦弱，在屠刀割破喉咙之前才会做出微弱的抗争，发出凄惨的叫声。

它似乎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真理，做一个温驯且被驯服的人，因为这一切道路（包括苦难）都是通向耶稣基督的。

神父所说道：“我的上帝与我同在，你的上帝在哪里，我不知道。”

市长看中了男主的地皮，
要搞“建设”，
男主不愿意低价出让。
男主的律师兄弟手里捏着市长的把柄，
从莫斯科赶过来帮忙。
“搞定”市长后，
兄弟和男主的妻子来了一发（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故意，不得而知）。

市长惊慌失措，
去主教那里拜神，
主教以上帝的名义告诉市长，
运用你的权力，
给你权力是干嘛用的，
于是律师被暴打一顿后，
走了。

男主妻子自杀。

男主问神父，
当我受难的时候，
上帝在哪，
神父说，
平时祷告的时候你在哪。
男主说平时我点蜡烛，
有难的时候上帝就会出现了？
... ...

我喜欢这片，
结局没有出现观众一厢情愿的正义战胜邪恶，
没有奇迹，
没有峰回路转，
只有现实该有的冰冷模样，
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规定正义一定会胜利，
那是大部分电影为了取悦观众干的事情，
并非现实中的大部分。


就像片中市长说的那样：“你们这些蝼蚁。”

美国导演开始谈人生，俄罗斯导演就立马讲哲学。为了拍点“深度”出来，大家都蛮拼的。

本片的最后四十多分钟几乎拍“塌”了。因为开头就是用律师的到来“入题”的，半路这个人突然没了，对整体平衡不能不伤筋动骨。而这个“一走了之”多少是为下面的命案做扣：醉醺醺的丈夫宁愿相信老婆是投了莫斯科，出于家丑不能外扬的心理，没及时报失踪……但导演的初衷并不是拍悬疑凶杀。既然连妻子丧命的真相都不想交代了，何必在这儿设悬念？结果这场“飞来冤狱”除了继续强调权力机器的荒谬无理之外，反而使故事的现实感大大降低。还不如安排全家忍气吞声地搬走，然后发现拔地而起的并非“镇长的皇宫”，而是一座教堂。

司法和宗教批判本来是很“有分量”的主题，但在俄罗斯，这些都是托尔斯泰的《复活》玩剩下的。至于官僚体系特别是“小地方”的暗无天日，在外省当了三年基层公务员的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也基本写完。为了急于求突破，影片开始陷入符号勾兑：某人的画像在办公室墙上明晃晃地大刷存在感，烤肉聚会上莫名其妙冒出的“前任”们，三个女法官如同命运三女神般机械地宣读判词，片尾的“上帝属于有钱人”生硬到不忍直视……当然还有被那副指为“利维坦”的鲸骨架。与《回归》中水乳交融、不露声色的隐喻相比，这也太难看了。

律师的幼稚病和镇长的boss脸比起来，还是前者更闹得慌。一个混在莫斯科的人真心不应该简单到用点黑材料就想把对方放倒，更何况遭到殴打恐吓之后居然就没了下文——如果他把那些材料公布了呢？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根本就没有操控媒体的实力，这只是一出“钦差大臣”式的虚张声势。他的到来和“帮忙”从一开始就是意在朋友妻子的“回报”（影片开始便暗示他和这个生活压抑的女人之间早已有某种心照不宣）。而男主的出狱到底是因为他的交涉还是交警的功劳，片中也没有明说。

相对而言，镇长的“恶”虽然看似脸谱化，但细细想来却非常真实。偏远小镇上的土皇帝不可能像小丑那样，思考出一套形而上的黑暗哲学，或者喋喋不休地讲解恶和人性的辩证法。他们所能表现出的就是这种直截了当的贪婪和蛮横。在现实中，也恰恰就是这种最低层次的恶行每天都在给无权者们造成最大的伤害，而且求告无门。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社会秩序的虚无——甚至连“选举”都不能对此产生约束力。信奉“赢家通吃”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开辟出自己的上位路径。再给神父们分一杯羹，就可以买到一次宗教心理疏导，来平息小小的惶恐不安了。

于是只剩下伏特加。在这个广阔到无边无际、冰冷到寒意彻骨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受困于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无数无声无臭的小人物们，在受到了权力的惊吓和侮辱之后，只能求助于上帝和酒精。而上帝又被教会劫持了，变成了权势的护身符。那么就只有一杯接一杯的伏特加。无论正派或反派，都在燃烧的醉意中开怀放纵，之后又在昏昏然的状态中失去理智，毁灭自己或别人。这个战斗种族的宿命，似乎就是徒劳地把本来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消耗在这片混沌和荒芜当中，挣扎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仍然没有尽头。

影片讲述了一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或任何地方）发生的故事：一个市长想要通过法律程序强占民居发展地区商业（注意，对他来说，确实是“法律程序”），钉子户决定抗争到底。期间律师查到了不可能不存在的市长的“黑暗记录”，于是市长不得不通过“法律外手段”——恐吓律师、制造杀人事件——去解决问题。片子着重描述了几个点：1，法律作为国家机器（“利维坦”）的傀儡，只能作为强权的权力象征，而不能作为公民的客观权利保证。2，复杂，甚至丑恶的人性才能唤起对宗教的渴望。也因此，宗教成为了逃避世俗丑陋的“良药”。3，公平是建立于私利之上的。4，商业中心建起来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鉴于对很多人而言，“更好的生活”仅仅意味着吃得更好，穿得更暖，日后这完全可以作为市长的一项业绩进行宣传，而忽略其以国家名义对少部分人家庭历史及个人生活的摧残。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丰裕和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国泰民安”，它也成为了不民主的绝佳掩盖手段。从历史角度来说，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其重要一点是让公民意识到吃穿并非好生活的标准模式，在温饱之上，生活还有更高的目标。俄罗斯显然并未经历这样的潮流。（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