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

在春节回家的高铁上看完。

一部很规整的韩国电影，用三条主线讽刺政府的懦弱无能。看完有几点延伸思考。

1.普通人的无力感（民营老板）：

当初面试时领导问一个关于悲观与否问题，他解释说意思是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和无力。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中闪回，也许当时并非只是考察性格的测试，也许真的只是长者看到新人突然有了些想表达和分享的欲望。

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甚至还没有体会电影中群体灾难前的机会，只是在小伤小悲后发出无病呻吟的感慨。有时我会想象影视剧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一个挫败的晚上只身站在高楼天台，俯身看着闪着零星灯光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最后一根稻草抗争。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我只能在压抑的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

2.体制内的抗争者（智库中层）：

我怀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会做出超脱个人得失的抗争行为，以及成功的概率何如。可能大多数拗不过国家机器，或者直接被人利用。

韩组长下定决心把关于IMF携手内幕透露给媒体的情节出现后，我一度以为会有《聚焦》《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电影里媒体顶住压力对抗公权的后续。“识时务”的人果然还是占大多数。

3.投机倒把者的原罪（投资代表）：

权力阶层熟谙挟国家之名损个体利益之道，甚至不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却能始终义正言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大恶。

有趣的是当IMF和美国势力出现时，韩国政府也只能妥协，裹挟于亚洲兄弟国家的危机之中，这是大大恶。

韩组长有种兼济天下的品质，所以不难理解导演把她和民营厂长设定为兄妹，在最后辞职时刻，两条平行支线相交。

作为唯一独立的剧情线主导人物，尹代表有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亦正亦邪，喜怒无常。

扇对股市狂跌作出过分狂喜表现的投资伙伴耳光和在购买的住宅发现自杀的前户主镇定无情的矛盾表现，让我我没有完全读出导演设置尹代表这条线的褒贬态度。

但和为国家大恶买单的对象一样，尹代表借国家愚行大发横财，最终压榨的也都是盲目相信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小恶。

也许导演想表达的是只乱世的残酷生存之道，借民营厂长之口说出的血泪教训，“谁都不要相信！”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无外乎就是金融高杠杆呗。拍的是很好看，但实在太民粹了，而且经不起推敲，代表正义的女主坚决反对imf的资金援助主张向其他国家贷款，仿佛imf就是要榨干韩国国民血汗的恶魔，还暗示了imf是美国的傀儡，问题是拿其他国家贷款其他国家就不会提出苛刻条件了吗，imf起码名义上还是中立国际机构，我实在不懂她反对的逻辑。韩国电影虽然没有审查了，但创作也同样走入了怪圈，就是“人民群众永远是善良的，政府永远是无能和与大资本家沆瀣一气的”，我看这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也差不太多。

四星送给能拍此类题材的韩国电影，因为这在有容乃大的天朝文化里太稀缺了。少给的一星得问问编剧逻辑。 无知与无耻。 小利与大利。 信用，谁值得相信？ 真有力量还是纸老虎？

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人为自食恶果在作死，是丛林强盗的黑手，与市场没有一毛钱关系。呵呵，历史上的背锅侠好像也不缺我这一个。 出了问题，政府不可信，老板不可信，人都不可信。什么可信？丛林可信，市场可信，人性可信，人心不可信。 资本市场只认钱，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歧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地缘、血缘的歧视，只有资本歧视，更大的开放，更大的自由，将释放更大的财富，资本上层重新洗牌，市场竞争更加残酷，丛林垄断的剥削将日削殆尽，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本红利将更大，水涨船高。当然一切都以稳定为根基，而混乱将走向自由的反面，可持续增长的大利益将猥琐为一锤子抢劫。 人有两种选择：1不患寡而患不均，坐吃等死，幸福在他人不由己，一起后退，2自由竞争，小人物的不幸，大人物的进步，一起前进。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纽带到契约精神，人的感情其实是被释放出来的， 感情其实是变的纯粹了。 感情不需要再作为熟人社会里的人情货币，不需要礼仪制度来区分亲疏有别。 女猪脚一副忠臣好人的面孔，心怀救世主情怀，一本正经的理论说辞，企怀以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实而给大韩民国铺就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男主角，我是不会被骗的，我投资的是恶人的无耻和愚人的无知。

可以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 影片通过三个角色讲述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角色是韩国银行的一位女组长，能力突出，十多天前就感觉到了危机，但由于行长的疏忽，而错失前期处理。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女组长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的一方，积极应对，与政府与IMF据理力争。但个人的力量在政府和财阀的面前不堪一击，韩国最终还是破产了。 第二个角色是做碗的小厂长，看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跟女组长是兄妹。因为政府的故意隐瞒，在面对使用承兑支付的合同签署时尽管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在合伙人的怂恿下签了合同，成为了破产链条上的一环。最后甲方破产，合同承兑成为一张白纸。好在手下职工能理解，虽然期间动了跳楼自杀的念头，但还是在最后成功克服困难，企业起死回生。 第三个角色是一位看清了政府套路的投资达人，嗅觉灵敏，及时止损，最终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赚。 影片看完，对我的感触是多懂点经济吧，不然当潮水袭来的时候，只有自己会游泳才不会被淹死，千万不能指望着有人会开着大船来救你。开船的人或许忙着自救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绝对是具有大片基底的故事元素。不疯魔不成活的香港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从宏观到围观，从人性的制度，其中，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从买房的女主角切入，融入香港电影惯有的猎奇，以及磨坊电影的血腥和艳情，把人在遭遇困境时所迸发出的恶意和狠意表现的淋漓尽致。

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韩国，最近也拿出了一部，同样以97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剧情片——《国家破产之日》。

由刘亚仁和金惠秀主演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首周就以 106 万观影人次登顶票房冠军，把一众好莱坞电影拉下了马。有的韩国观众看完全片后非常激动，" 这是一部比刀枪还要恐怖的经济惊悚片 "，" 想到经济危机时的父亲就哭了 "，“这部电影在讲述我们今天的贫富分化、雇佣不安和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源"，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韩国人对这场经济浩劫记忆犹新，很容易唤起共情，引发情绪共振。

《国家破产之日》用了一个“韩国式”的角度进入主题，提领全片。香港的《维多利亚一号》是底层的反抗，由小及大；那么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影片为此选取了3组人物作为社会横切面，以他们的反应，凸显韩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不作为”和阴谋论。全国银行的中层韩诗贤作为特别小组组长，发现了潜藏的危机，提出了质疑，

政府高层警醒，面对韩国即将在几周内“破产”的威胁，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韩诗贤虽然据理力争，当因为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法，加上高层默许，导致最后韩国的经济彻底被国际货币组织把控。

韩诗贤是韩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她的反抗，她对人民的守护，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代表了众多韩国影片中，韩国有识人士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惕。影片中，整个上层架构，几乎没有人考虑普通人，或者中小企业，他们列出了一张大表，上面全是韩国本土巨头企业名单，他们只想保住他们，甚至提前透露信息，让寡头能够趁火打劫，收购其他企业。有的高层人士，就希望借此让韩国经济和社会走入资本寡头的时代，即政府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政企联合，从各个层面接管和控制韩国。

在韩诗贤的斗争之下，另一组人物则凭借经济敏感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阶层跨越。刘亚仁饰演的尹正学原本是金融机构的职员，他通过数据分析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推测出韩国的经济必然出现问题。

他拉拢到两位以前的客户，让他们买入大量美元，坐等韩币贬值，然后凭借汇率差价，用美元大量买入价格暴跌的房产。尹正学看透了韩国高层的把戏，同时深谙人性之道，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反感，

他知道，一个人完成阶层跨越的同时，很多人会被迫阶层下滑，有人笑，就有人哭。比如，另一组人物小企业老板岬秀。他无法预料什么经济危机，更不懂银行贷款的危险。

金融危机山呼海啸般袭来，他的生活和家庭一点一点被卷入了深渊。原料价格因为货币贬值飞速攀升，商店关门，他们的货品断了销路，同时，他们的债务即将到期，下游链条催他们还款，而这时，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资金链迅速断裂，他们难以维继。在看到原料供应商老板被迫自杀后，他也差点迈出了自毁的脚步，是家人让他鼓足了最后的勇气。

片尾，3组人物巧妙的完成了叙事拼图的重新聚合。影片也渐渐透露出它所期望表达的主题，20年过后，97金融风暴的惨状已渐渐被人遗忘，年轻人大多对金融危机不会有感知，但经历过的人依然记忆犹新。韩诗贤依然在研究韩国的经济走势，国家银行感知到了新的危机即将爆发，她被邀请进入研究小组，为新的经济战争做好准备；

尹正学摇身一变为经济预言家，学巴菲特，约一次午饭500万韩元，他凭借第一桶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公司，20年后，他坚信危机到来时，政府会估计重施，他暗中观察着经济走势，准备再次书写传奇；而小企业老板岬秀靠着与韩诗贤的亲戚关系，成功贷款，让工厂度过了危机。20年后，当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脉的政客踏入商界，成为了资本巨头的话事人，操控者，在信息差面前，在即将到来的新危机前，他们开始各自投入全新的战场中。《国家破产之日》希望以此警醒韩国民众和政府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遭遇危机时政府的职责所在。

《国家破产之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热的同题材影片《大空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大空头》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次贷危机，如何激活经济等问题都在影片中得到了解答，而且戏剧性冲突更加强烈。

《大空头》直指人性的贪恋，以及金融寡头“吸血”的本性；《国家破产之日》更具社会属性，是本土化元素强烈的韩国电影，它继续凸显韩国精英阶层对高层的警惕，以及对下层的同情。现实中，韩国高层政府官员总是陷入丑闻，遭到弹劾，甚至沦为阶下囚，其实都与那次经济危机有关。

韩国经济一方面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控，另一面为了安全和自保，政府几乎把所有资源向本土寡头倾泻，整个政权体系从上之下都被资本巨头控制，成为巨头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官员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寡头唯首是瞻，也许他们还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但最终只能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之日》想表达的是，依然有群人在反抗这个体系，如韩诗贤一样代表这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用誓不妥协、挺身而出。

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危机游戏”周而复始，从不停止

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

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为刘亚仁打call”

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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