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的:
风把云送向东方。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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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有剧透)
希特勒执政时期的德国法学家主张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制度背后没有所谓的哲学推论,割断了价值与规范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把将法律规范与现实社会秩序混为一体。这为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各种疯狂行径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即坚持“恶法亦法”的观念,认为做当时的法律规定的事、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正确的。二战结束之后,自然法复兴,法学界开始反思“恶法”是否为法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纳粹军官的视角来看这部电影,那故事将会是这样:一个德国小孩,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有残疾,一家人只能靠卖热水维生。稍大一点之后他就去了餐厅做帮厨,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青年时期的某一天,在他在街上闲晃,看到了几个纳粹党人聚在一起,抽烟,穿着棕色衬衫,看起来很开心,于是就加入了他们。哥哥因此和他闹掰并在一年后去了德黑兰。接着,希特勒夺权,他也升为上尉,在一个集中营负责伙食。直到这里,他貌似都没有犯什么错,只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认为是对的路走,甚至在集中营都只是负责后勤工作,不直接参与枪决犹太人。有一天,来了一个自称是波斯裔的囚犯,军官喜出望外,因为他一直想学波斯语,好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做各种菜,于是他巧妙利用了他的职权,让这个波斯人成了他的语言老师,每天教他单词。起初,他有过怀疑,但在长期教学、相处之后,他开始信任了这位老师,也展现了性格中温和的一面,甚至把这位老师当作挚友来对待。他不顾下级的提醒,上级的嘲讽,坚持学了上千个单词。并在德军兵败前夕,放走了老师,自己则拿着假护照前往德黑兰。而就在他说出引以为傲的波斯语时,真正的波斯人却听不懂,那一刻,他除了愤怒,我想更多的是委屈。如果没有战争,这位纳粹军官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在当地开餐厅,做个快乐的厨子,结婚生子,与哥哥一起赡养老父亲。
当然,与无数个集中营中无数2840个名字相比,这个军官白白学一门他人自创的语言的遭遇可能不算什么。我也并无意为所有纳粹军官的行径辩护,但我始终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奢求每个人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能思考人性。在宏大的世界战争之下,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军人都只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平庸之恶”来给一部分战犯定罪。如果战争是有意识的,那它对人类是一视同仁的,它的目标就是抹去生命以及湮灭人性。因此,除了像希特勒这样的少数狂热分子,人类应该把战争视为敌人。二战之后,除了对“恶法”的思考,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如何避免战争的反思。
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本文首发于FIX昆仑德语字幕组 ,也欢迎关注我的公号“有爱评论区”。】
元素有些杂糅,吸引人的亮点本该是假造波斯语以及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戏剧冲突。结果真的波斯人刚刚出场就领盒饭了,有点失望。 然而语言学部分只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而存在的,如果多一些造词部分就好了!将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词根和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假词根“-ico”就是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 要是导演还能继续补充就好了,哪怕从他的犹太同胞中选一个来刻画,讲一下词根词干词缀如何组成普通单词。比如说-avvi是生命,从那个布娃娃的标签上得来。那么失去希望/失去生命这些单词就可以拿出来造词。
再者,影片另外的卖点是“你所记下的2468个单词,是惨痛的犹太人的名字。”这里其实容易给人一种暗示:纳粹军官改变了,并且受到了冲击。我想看的地方是,军官识破假波斯语之后,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开始改变。犹太人可能会流血,可能会死,但一定会给军官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影片带过,没讲很多。仅仅提到纳粹军官被拘留起来,去不了德黑兰了。不过这一部分的张力很强,军官的梦想破灭了,看起来有点痛。
我想看的是军官不仅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还要看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点点改变,记下来的这2000多个单词对他也产生了冲击。
语言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学习一门语言就像破解密码一样。不过军官只学会了2000多个单词,算不上掌握,只能应付简单的口语会话。在这一方面,特雷姜做得很好,但是波斯语课没做好。
同时,这里也存在一点谬误。犹太人谎称自己只会用波斯语交谈,不会使用书面文字。这里我原推测的是他出身比较低,因为掌握书面文字的阶层确实会高一点。但是他又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德文。军官竟然丝毫没有产生怀疑。这就像只会说方言的人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
虽然是为了糊弄军官,也感觉怪怪的。
还有,电影中为了体现“你念出自以为优美的文字,其实是犹太人惨痛的血泪”,拍了一个靠在窗边念诗的镜头。这是亮点二,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略过了。其实大可以多加一点语言学知识,比如学习的过程中雷扎解释这个词根,比如说如何造句。波斯语的语法必定和德语不同吧。就算是异族文字,也应该会有规律。
如果语法也照搬乱造,军官真的不会产生怀疑吗?
最后,犹太人逃出来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借助军官的能力,恐怕一定会死。
而且他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间接杀了那位意大利兄长,以及真正的波斯人除了他以外的人,都死得非常冤枉。雷扎要为此负责。但是影片中唯一得到救赎的就是他,由此我有些不平衡。
但是集中营里没有丝毫人性可言,就是这样吧。
最后,名叫“希望”的犹太人其实没有希望,名叫“生命”的犹太人丧失了生命,学习假波斯语的德国军官以为找到了和家人团聚的希望,这些都是雷扎编出来的假东西。
那么影片中什么是真的?影片想要体会什么?是军官和犹太人之间的友情?还是普通纳粹军官的无可奈何?还是犹太人惨遭屠杀的痛楚?还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不清楚,每项都有体现,但是都体现得不多。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那么无疑便是“名字”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在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名实姓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子被带走消灭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的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等他回到曾经住满了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集中营宿舍后,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的名字彻底抹除。
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
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而记住这些名字的,还有一个人。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在谈论在战争中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似乎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
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是一个名叫科赫的纳粹党卫军上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科赫的官职,在这个集中营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集中营最高指挥官,而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
而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他似乎是个特别不一样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的去杀戮。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本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的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科赫自以为傲的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盟军的营地中。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起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的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的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愿我们都不要成为那片“雪花”。
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第三,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影片要为这种反思提供情感空间。第四,观众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形成反思的反思,以避免机械地重现历史。(p.198)”
这样一套规整的框架使大屠杀电影成为当代欧美电影的一个经典类型。每年都会有几部这一框架下生产出的电影或电视剧,好看且感人,却也难推陈出新。
《波斯语课》却并非如此。最明显的是,《波斯语课》里没有一个“纳粹魔鬼”,纳粹军官Klaus被赋予了饱满的人性:他负责餐饮,没有出现过他手上沾血的情节;他热情、勤奋地学习波斯语,期待战争结束,到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度过余生;他几次救下犹太人Gilles,对后者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依恋。当他小心翼翼地用“波斯语”说出“我爱你”,我们不由想象他大概对某人有着无法传达的爱意。
但Klaus并非只是一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波斯语课》也并非一部“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催泪电影。本文以笔者一位德国朋友的视角出发,谈谈《波斯语课》的几重惊喜之处。
这位德国朋友J是一位社会学博士。作为德国人,他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接受过专门的历史反思课程教育。老师会带领他们到大屠杀相关遗址和纪念馆授课。而作为社会学博士,他在观看电影甚至短视频时都会不自觉地开启学术批评模式,追问出一连串我想不到的为什么。这让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去“刁难”他,以了解不同的视角。
比如,他对《芭芭拉》一类的刻画东德时代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抱怨:这些人物的动机都是“东德是邪恶的,我要逃离”——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更具体的动机?又如,看完《索尔之子》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不是专门冲奥的残酷煽情作品(Oscar-baiting cruelty porn)”吗?
而他对《波斯语课》的第一印象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屠杀电影的“模板”:Klaus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纳粹军官(有意思的是,J告诉我,扮演者拉斯·艾丁格在德国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如此,几乎成为一种角色原型(typecast));施虐成性(sadistic)的下级军官,集中营中的木床,采石场,等等。
但J最感到惊喜的是《波斯语课》对军官和看守人员内部互动的精细刻画:因奖罚产生的不满和抱怨,相互间的好感、调情和争风吃醋,甚至关于长官尺寸的流言(在豆瓣评论区可以看到,这个插曲让一些人感到迷惑)。这传达出:他们也是人。而这部分内容在影片后半段的减少是一种遗憾。
J认为《波斯语课》,正像《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之类的大屠杀电影般,有力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大屠杀是罪恶的,大屠杀绝不能再度发生。但他们也都有一个不足:未能有力地解释大屠杀为何发生。
这一不足和电影这种媒介的特质有关:作为视听媒介,电影创造一种感知,在感官上传达“大屠杀是邪恶的”这一情感体验。但若要追溯大屠杀为何发生,恐怕还要到历史书里去寻找当年的世界格局,德国的政治结构,等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德国人,J在观看大屠杀电影时还有另一重视角:身份认同(identity)的视角。系统的历史反思教育使年轻一代德国人警惕爱国主义(patriotism),甚至给予其消极意义。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任何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一部分。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割裂中长大。
他告诉我,也许一个普通观众只会轻描淡写地想到, “哦,那些邪恶的纳粹是德国人”;但当他观看时,他会经常想到:“啊,那也可能是我(oh that could be me)”——那些看守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德国人。他们的吐字发音,说话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习惯(habitus)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特别地,由于是当代德国演员在表演,这种熟悉感就尤为明显。
于是,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将自己和那些纳粹军官区分开来,而不是一直想着“如果我生活在80年前,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听到这样的视角时,笔者着实有些惊愕。但这样的代入,这样的“恶意揣测”,这样的自我反思,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大屠杀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正是此类影片应当激发的思考。
同我一样,J也认为Klaus并非一个简单的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一方面,艾希曼究竟是“平庸之恶”,还是在法庭上精心扮演这个人设来给自己减罪,还很有争议(一些研究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另一方面,对“平庸之恶”的字面理解可能以“平庸”的动机遮住了对更丰富多元的动机的探讨。正如当年德国盛行的不仅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而是与诸如“让德国再次强大”的民族主义等思潮合流。
对“平庸之恶”的探讨应该指向《纽伦堡的审判》里提出的那个残酷又经典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人对群体性罪行有责任吗”?而现实好像是,随着《朗读者》等电影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为人熟知,观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同情。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直接关涉自己的、具体的、在眼前的苦难的感知力,强于对间接的、抽象的、远方的苦难的感知力,即使后者在数量和恐怖程度上更高。
典型的例子是,在经典“电车实验”里,选择“按下按钮”而救更多的人,比“将一个胖子推下月台”而救更多的人,更易为人接受。而在电影里,由于电影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来驱动,聚光灯下人物的闪光点和弧光就会更为耀眼和激发共情。
因此,《波斯语课》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滥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感知力。尽管拉斯·艾丁格精湛的演技让Klaus时而显得腼腆羞涩,当他在野餐上重拳殴打Gilles时,当他为救回Gilles而拔出手枪威胁负责运送的军官时,当他沉醉地放声朗诵自己用“波斯语”写出的诗歌时而窗外是人间炼狱时,当他以为出逃在望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未沾过血时,他的虚伪、残忍和对暴力的崇拜都隐隐可见。
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有研究指出,相比理性,直觉更能敦促人们做出道德判断。他的实验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理性化(rationalize)自身行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寻常人都能将心比心遵循“不可杀人”这样的道德律令,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却不免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许多哲学家在反思大屠杀的惨剧时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恰恰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机器的创造和大规模应用将人类从维持生存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亦让人自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异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语课》的切入点——语言才显得匠心独运。语言和文化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面。它们始终逃脱理性的捕获。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要求先将熟悉的世界和身份搁在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Klaus在说“波斯语”时仿佛换了个人,变得温柔、羞涩和富有同情心。这不仅是因为“波斯”二字代表的神秘东方、古老文明等一串关键词引人浮想联翩,而是另一种语言对人类认知的驯化。它要求人们跨越边界,敞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因此,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当Gilles眼含热泪,缓缓背诵出2800个名字时,我们才会和影片中的人一起热泪盈眶——那里,2800条生命不是数字代号,不是可被精确计算出价钱的劳动力和生物能(人们进入集中营后,不只是贵重物品被剥夺,而是头发、指甲和牙齿都被收集用于工业生产),而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用语言铭记,这正是文化的意义——铭记他们也曾存在,他们也正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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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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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奈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写给故乡里的他乡人
纳粹军官克劳斯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丰满的角色。他小时候很穷,加入纳粹只是因为年少无知,他对主角心存善念,整部电影甚至没有一个他杀人的镜头。但,他就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不,主角小卷不比荧幕前拼命脑补的观众们看得更清楚?他指出,克劳斯仍旧是个“杀人凶手”。他没有举起杀人的刀,但他人性的冷漠也在镜头下被无数次呈现。窗外被殴打的犹太人对比窗内写着诗歌的纳粹军官,不正是导演的反讽吗?当他发现小卷的欺骗,痛揍小卷的手可曾有一点犹豫?把小卷送去采石场,并嘱咐和小卷有私仇的军官好好折磨他的时候可曾有一点不忍?如果不是小卷在病中呓语假波斯语,可能早已命当场了。
小卷对于克劳斯而言只是一个学习波斯语的工具。电影的最后可以看出克劳斯对“逃亡之路”策划已久。可能刚开始并没有预见战败,但战局渐颓,身处高级军官行列的他肯定也嗅到了味道,不然就不会有提早准备的假护照了。
他对小卷也确实产生了“感情”,毕竟,人是复杂的动物。在长久地相处中,他可以对小卷流露真情,也可以视一整个集中营无辜的人为无名之士。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是对自己有没有用吗?如果再一次证明小卷是假波斯人,那他对小卷偶露的感情是不是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建立在极端不平等之下的感情是不牢靠的。当每一次克劳斯如主宰一般拯救小卷生命的时候,实则更在提醒着小卷,自己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全然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而这个别人,正是每日都在屠杀自己同胞的纳粹分子。这是多么讽刺。
所以,不要去磕这虚无的CP了。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诚然,一个纳粹,一个完全恐怖的杀人魔,也有人性的闪光点。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为自己人生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而承担后果。克劳斯没有和哥哥一样选择逃离德国,不与恶为伍的人生,那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付出代价。
最惊讶的是,德国军官对人名簿的字体工整有要求,却没有真正注视在乎过其中每一个名字
念诗那段太讽刺了……对窗外殴打与谩骂的声音充耳不闻,用受害者名字构成的语言歌颂着和平与幸福
这片真的好gay好gay好gay,但gay得合情合理,毕竟谁看到衣衫褴褛、一脸惶恐的大眼仔时,心中不会升腾起强烈的保护欲呢!!
主角从始至终几乎是没有表情的,在捡到孩童的娃娃的时候没有,在几次快要被识穿的时候没有,甚至在决意赴死的时候也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直到东方见晓。却在片尾背出那2840个同胞的名字时终于怆然泪下,仿佛那些恐惧屈辱和悲愤终于找到了出口。他们不是无名之辈,受害者与加害者都应该记得。
这个纳粹军官挺有意思:要求字迹工整边缘对其,却没认真看过其中的名字;对波斯语有着极高的学习热情,却懒得看一眼现成的波斯文神话书。
军官克劳斯比男主形象要丰满。他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那种人。他不爱国也不爱纳粹,不恨犹太人,甚至犹太人引起的情绪变化还不如他的做人原则受到挑战时大。出身底层的克劳斯为纳粹服务,想要的只是体面和免于匮乏。他隐身体制做着恶的冷酷帮凶,同时又因为一个假波斯人展示着他的敏感、天真和脆弱。在使用不熟练的外语进行对话时,人很难说谎,只能用最简单的字眼说出自己最在意的事。用德语说话的克劳斯强硬冷酷凶狠,用假波斯语说话的克劳斯羞涩忧伤脆弱无助。语言将他从他人生命的主宰一下变成了一个结结巴巴的小孩。而用无辜者生命做成的语言最终将他的美梦击碎,让他为自己的“平庸之恶”付出代价。演员的表演很牛逼,瞬间能让我跟着他的情绪走。这个故事的核心点子可以展开的地方很多,但并没有太深入,被挠了一下痒痒就跑,意犹未尽。
牛批,换我可能活不过10个单词。
后面突然冒出来一个意大利兄弟,结果就是替纳老师杀人的工具人,编剧堵一下真波斯人的逻辑问题,之后纳老师替意大利人的哑巴弟弟去死,逻辑上也是简单粗暴模糊不清。当导演连基本的叙事逻辑都拍的吃力的时候,就不用指望他能在其他方面可以出色了,对标波兰斯基的《钢琴家》就更匪夷所思了,这就是一个男主角颜值在线的传统故事片,看一个好故事如何被类型片思维处理的这么平庸。
编剧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片子就已经拍完了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就是填装这个电影使它逻辑可信一些。
他违反了十诫不可偷盗,我背弃了圣经开始撒谎。你用20个肉罐头的赌注换我性命,我用2840个囚犯的名字得以幸存。那天走在街上你看到纳粹自信美好,从此你双手沾血记不得任何人名字。他们并非无名之辈,因为拯救我的不是波斯语课,不是我虚构的语言,更不是你。而是这2840个犹太人,他们都有名字,我都记得。
你让我这个无名之辈教你波斯语我教了你2840个我们的名姓你随口一说就是一大片生命
#2020BIFF#二战犹太人题材的电影还是德国人拍才有味道,屡拍屡新而且视角独特。建议以后七夕就看这个,有一种语言只有你我知道,还挺浪漫的。
BJIFF. 7.5 同预期有落差,大概只有《钢琴家》的七成水平,商业属性过强,幸有摄影和配乐在告诉你,我是有艺术追求的。几个关键情节点没爆起来,缺乏一个真正高潮,最大败笔德国军官发现真相男主居然不在场,交叉蒙太奇引发的情感力道是不够的。女助手年轻军官党卫旗长官等角色的剧作功能都没挖掘完相当可惜。但拆分人名做假词语的设计太妙了,整部影片依托于这个点睛式构思,本身就已经成功了。拉斯艾丁格演技炸裂。本片还是腐女大礼包,大家都懂。
这么严肃的故事有的观众是怎么看出来浪漫的?
(完全偏题的评论,我知道这是个沉重严肃的题材,但是…)微醺的Klaus搬着椅子走向Gilles,想伸手去摸Gilles的头,然后又忍住放下,最后只是问了一句:“你为什么生我的气?”看到这里时我真的目瞪口呆,这不就是塞林格说的“爱是想触摸又收回手”吗?
有新意,用犹太人名自制“波斯语”倒是其次,最特别的是让没有亲手沾过血、只为纳粹提供饮食因此自认无罪的后勤军官,牢牢记住2840个犹太死者姓名……军官对办公室外、集中营里的屠杀充耳不闻时,那些“无名之辈”的姓名正在被他反复诵念,甚至组合成一首“浮云”的诗,讽刺又悲凉。但是,对自由愉悦之美的向往虽然赋予了军官不同于其他纳粹的游离气质,却不代表他和reza有基可搅,他发自内心认为犹太人不算人,不懂这对cp为啥能磕起来,这可不是战场上圣诞快乐。PS,军官说哥哥1932年离开德国,可能暗示哥哥是德共党员(所以不搭理加入纳粹的弟弟,档案里也要抹掉),1932年纳粹成为第一大党,局势危急就跑路了……
说几个印象很深的点:纳粹军官是gay,强迫症,发型,写诗,加上他说他哥哥在德黑兰这件事档案里对不上,他说他哥哥是逃到德黑兰的,二战期间纳粹既迫害犹太人也迫害同性恋者,很可能军官的恋人因为他是同性恋却入党这件事跟他决裂,又为了逃难去了德黑兰。军官谈论爱情也有一种暗示。军官有口吃,跟犹太人学波斯语的时候就没有了,最后被抓到又恢复口吃了,说明自信崩塌了。这个军官自己本身也是军队的边缘化人物,他的确有善良和单纯的地方,但是对于这对的关系我五味杂陈,在军官狂奔去找逃走的犹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感动哭还是冷笑。军官这个角色写得太漂亮了,故事的寓意也非常震撼。画面配乐都很适合大银幕观看。
题材是好题材,手法上太公式了,前一个铺垫必定在下一个场景中用到,接连几次这样真受不了,怕观众都是鱼的记忆吗?德国军官的形象细想想也不够丰满,既引发不了观众的同情,也引发不了观众的憎恨。犹太主角塑造的也是各种平,反正整个片子就像一首流行歌,各种熟悉元素的有效组接罢了,只不过歌词写的是具有强烈历史话语性的集中营生活
精彩。其实这位军官只需要认真看一眼集中营的名单就能发现不对劲,但是他选择了对这些生命视而不见。
又一部好看的二战集中营题材电影!“生活中无奇不有,就看你能否发现它”,看了此片你就会更加相信这句话!为了求生,主人公用近三千个犯人的名字生生创造出了自己的“一套波斯语言”!哲人说:造成人类数千年历史重大变化与创伤的是饥荒、瘟疫、战争、革命。所以近百年来,反思一战二战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它们之中成功者都是基于对史实的深入开发与尊重,“根据真实事件写作”的本片是又一个例证。眼前我们人类正在经历的“新冠瘟疫”大灾难,也必将是未来百年的重要话题和艺术对象。眼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鼓励人人用文字、图片、视听手段去如实、深入、细致地记录正在发生过的现实,而不是片面、掩盖、甚至禁止纪录与报道。好的文艺作品永远是在对现实历史观察、挖掘、反思、沉淀中产生。看片遐想,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