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的优雅

我说过，这是一部让我看完立马就想看第二遍的片子，而今天，距我第一次看刚好16天。

住在巴黎豪宅里的小女孩芭洛玛是个天才儿童，确切的说是个天才的哲学家，她用11岁的眼睛洞察到了年龄几倍于她的人一生都悟不透的人生真谛，于是只能像个得了自闭症的小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见那些与她的年龄、身份、地位大相径庭，却有着同样纯净而又丰富的心灵的人们……

“即使我这么幸运又这么有钱，但我早就知道，命中注定，我一辈子都会困在金鱼缸里面，跟老撞同一扇玻璃窗的苍蝇一样，大人也把时间都耗在金鱼缸里。”

一天夜里，芭洛玛对着摄像机表明不要像她周围的人一样跳进这个金鱼缸里，于是决定在自己12岁生日那天永远离开，方法是偷偷从她妈妈那里收集足量的抗忧郁药丸，时间还剩下165天。

“我不会因为决定要自杀，就任凭自己像颗烂青菜腐烂败坏，重要的不是死，也不是几岁死，而是死亡的这一刻，你在做什么。”

“在谷口的漫画里，主人翁死于攀爬圣母峰，我的圣母峰，则是拍部电影，拍一部生命为何如此荒谬的电影。”

芭洛玛拿起父亲送个她的摄像机，用镜头对准身边的那些人，她的家庭，她的邻居，以及路人。

“就算一切都没意义，好歹精神上也得战胜它。”

为了每一天的倒计时，芭洛玛在卧室的墙上绘制了一张很特别的时间表，巴黎真是一个浪漫的时尚之都，小女孩也是一个特别热爱生命的人，不然，怎么连生命的倒数都设计得这么独特，不多描述，学设计的你看了会懂。

“一旦做出很少人能理解的决定，切勿放任不管，以免最宝贵的计划，很快便会遭到他人破坏。”

他的父亲，国会议员，大忙人，忧国忧民，聪明出色，虽尚称顾家，但事业比家庭更重要。

她的母亲，看似优雅，养尊处优，实际上是一个心理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通过药物和种植植物来减轻症状。“她隐约知道绿色植物的装饰作用，却把植物当成是人在说话。”

她的姐姐，在芭洛玛的眼里是“缸中金鱼理论的典型人物，一心想着别像她母亲那么神经质，想比她父亲还出色，生命对她而言是场永远的战争，击垮对手，赢取胜利。”

“追逐星辰，莫似金鱼在缸中了此残生。”

“大人谈到死就有障碍，殊不知死亡乃世间最平凡之事。”

荷妮，是这座豪宅里的门房，中年，肥胖，操劳，不修边幅，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为住在这里的富人们服务，她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信箱钥匙，收垃圾跟打扫清洁。这个看似不起眼，几乎从未被她所服务的对象正眼瞧过一眼的人，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也许，她是这座楼里拥有最多精神财富、最为博学的人。这一点，被芭洛玛隐隐约约地发现了。

作为西方人，荷妮爱的饮料是茶。

小津格朗先生，一位绅士的日本老头，透过无意间一句“幸福人家彼此都很类似，可是不幸人家的苦难却各不相同。”以及荷妮的猫名叫列夫，敏感地察觉到她不是一个简单的门房，因为那句他也很熟悉的话出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自己养了两只猫，分别叫做列文和凯蒂。他的出现似一根纽带，让同样生活在这里，彼此不太熟悉，有着同样孤独的人发现了对方。

芭洛玛认为荷妮像一只刺猬，“浑身是刺，一座如假包换的堡垒，故意装的很懒散，其实内心跟刺猬一般细致，性喜孤独，优雅得无以复加。”

小津阳子，格朗先生的孙女，在她身上芭洛玛仿若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多金，日本大家族唯一继承人。往后会中断学业，嫁给家财万贯的银行家之子，戒毒治疗3天后，在一尘不染的家中，拉拔大4个孩子，最后以离婚收场，变成罹患忧郁症的酗酒亿万富婆。”

她忍不住质问：“我呢？我的命运写在脑门上了吗？我就是相信命中注定，所以才想死。可是万一能让自己成为自己尚未成为的样子呢？我能让自己的生命变成不是已经注定的那样吗？”

荷妮和格朗先生约会了，第一次是在他日本式的家中，吃他亲手做的料理，饺子和面条，两样来自于中国的食物。电影里的中国元素挺多，还有围棋和茶。这里弥漫着低调的奢华，卫生间在马桶被坐下去的瞬间会响起莫扎特的音乐。

“不能免除痛苦，那为什么要死？”

“就持续性以痛苦为乐来说，唯有心理分析可与宗教媲美。”

芭洛玛家狭小鱼缸里唯一的金鱼，“9年半前出生于金鱼养殖场，会在金鱼缸里终老一生，即使每周可待在厨房流理台数回，因为清洁工要帮它换水，以免惨遭自己的排泄物毒毙身亡。”

芭洛玛拿出一颗药丸，用金鱼当试验品，了结了它在鱼缸里的一生，放在马桶里冲走。

荷妮来送信，在门口和芭洛玛的妈妈一外一里地对着话。芭洛玛又用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细节，“不准猫出去，不准门房进来，”这也许不是一种故意的歧视，却是一种思维定势，用一道门划分出地位和身份。

第二次约会也是在格朗先生的家里，在他那间真正的家庭影院里，两人重温了一部感人的日本老片。谈到多年前彼此配偶的去世，谈到“亚尔登先生的死是桩大事，而一个门房的死只是小事一桩。”那一刻，她仿佛又意识到身份与地位的差距，自卑的心理再度涌上心头，回到家中开始不安，开始烦躁，觉得自己做了蠢事，是个又老又疯的女人。

荷妮哭了，芭洛玛紧紧抱住了她。这一天，她在自己的倒计时格子上画了好多小雨点。

那只小金鱼没有死，顺着下水道游到了荷妮家的马桶里，被荷妮捞起来，养在玻璃瓶中。倒计时即将结束，芭洛玛开始着手实施自己计划中的最后一步。

荷妮终于接受了格朗的第三次约会邀请，在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格朗向她表明了心迹，荷妮也愉悦地接受了。

不幸总是来的如此之快，幸福的余味甚至还没来得及消散，荷妮出车祸死了。

“死亡让人方寸大乱。”

“格朗，我的心像蜷缩成一团的小猫咪，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您再喝最后一杯清酒。”

“如何定义生命的价值呢？芭洛玛，但愿你的未来与你的期许相当。”

芭洛玛悲伤而又震惊。“原来是这样的，一切戛然而止，这就是死吗？再也看不到你爱的人，再也看不到爱你的人，如果这就是死的话，那真的跟大家说的一样，是个悲剧。”

从未上过学，一生都很穷的荷妮有一间密室，那里是一整间私人图书室，里面有一张单人沙发，一面茶几，诚如芭洛玛送给她的卡片上画的那样。这里是荷妮享受心灵之旅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她也不曾告诉过任何人，直到她死后，芭洛玛和格朗帮她收拾，有二十几箱书，她藏身于此，里面装载着她灵魂。

格朗把那套《安娜卡列尼娜》送给了芭洛玛，芭洛玛缓缓地关上了荷妮的房门，时间到了，她应该也不会再想要去自杀。人最害怕的是孤独，可是再孤独的人也能找到自己的藏身之所。死亡是那么地单调，在靠近死亡的时候，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事实上，她一直都有。

就像她在吃巧克力时都懂得去体味一样，“巧克力到底哪里好吃？是巧克力本身好吃呢，还是牙齿咀嚼巧克力时的技巧？我喜欢让它在舌头上慢慢融化。”有人喜欢吃巧克力，因为它是甜的，有人喜欢吃巧克力，因为它是苦的，生活到底好在哪里呢，细细去品味才能知道。

“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我们死的那一刻在做什么。荷妮，你死前那刻在做什么呢，你准备好要爱了。”

少带点花花肠子看影片，影片就自然与心契合，那时不挑剔，也不觉得煽情做作，一切都恰到好处。这样的观影经历带来真正的愉悦。这就是影片在情感上给予的最大抚慰。

本应到此打住，但还是如题扯点题外话，这些反倒没有情感上的愉悦好玩，相反只是一些恼人的、不知所云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芭洛玛和荷妮是一对镜像（刺猬），双方切实都是以“躲”的姿势隔绝于他人，形成内在自足的小世界（以刺猬的姿态）。这种镜像得以成立的基础，乃基于一种“泛人性化”的普世价值，因而在两个人的思考中，“生与死”是一个重要的范畴（芭洛玛决定在生日的时候死去；想象自己心脏病突发、跳楼、吃抗抑郁药、切腹——而荷妮真实的死亡倒是一起结交的车祸，超出芭洛玛的想象；荷妮自我防卫的、低调的生活姿势；荷妮的死亡）。在此，影片抽离了架构于身份之上的政治经济因素——阶级、收入——的对立。

这种对立在影片中表现为一种空间政治学。

首先是公寓的构造：一楼的门房与住户。楼层之间恪守严谨的分离：在这个上层人居住的公寓中，这种严谨的分离表现为一种彬彬有礼的教养，例如芭洛玛的妈妈不让猫出门，不让门房进屋。影片中时好时坏的电梯似乎构成了阶级上下联通的通道，在影片中只看到荷妮、小津先生、芭洛玛乘坐电梯，而他们之间的交往成为阶级松动的（哪怕是虚假的）隐喻。公寓的空间构造最直接地与人物的阶级身份相对应。

其次是公寓与街头的对立。影片的主要场景都在公寓之中：荷妮的门房小屋、小津先生的日式风格的家、芭洛玛布尔乔亚的家、楼梯和电梯。相反，公寓之外的场景屈指可数：公寓之外的（不足十米）的街角（荷妮最终死在街角——构成一个极有意思的隐喻）、洗衣店（在此处荷妮因为弄脏衣服被责骂）——荷妮和芭洛玛一起去洗衣店的短暂场景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的开始。以影片名“刺猬”这一意象来说，公寓在与街头（公寓之外的世界）的对立中，表现为“刺猬”的形态，而这也是公寓住户心态的表现：独立于外面世界的、安稳的布尔乔亚世界。这一世界对方防御、对立自足的心态，乃结构在其政治经济的硬刺之下。

再者是东西方的对立。这一对立表现在“芭洛玛、荷妮/小津先生”这样的人物关系中。小津先生的到来给身处困境的芭洛玛和荷妮带来了某种“救赎”的可能性：芭洛玛与小津的对话、芭洛玛与小津下围棋、荷妮与小津先生的往来、暧昧的情愫（在此情节中，《安娜卡列尼娜》中“幸福之家往往相似，而不幸之间各有各的不同”简直就成为通关密语。）

小津的到来，以及那种东方式的优雅、真诚（带有西方的想象），为芭洛玛尤其是荷妮带来切实的改变，形象地说，让刺猬放下防卫的硬刺，而变得可以抚摸。影片设置小津先生这一角色是值得玩味的——他至少是一个符号，一个西方想象中东方的符号，智慧、亲切、从容、优雅、彬彬有礼。这种符号的表象可以举例如下：小津、小津的家、日式餐馆、日式食物。而这种符号的内涵则直接指向西方世界的匮乏——这种匮乏造成了芭洛玛和荷妮的困境，同样地，这种困乏带来了对他者，即东方的想象。影片中，只有一处表现出对“东方想象”的不信任，即芭洛玛在与小津先生的孙女玩积木的时候，对她未来命运的假设。通过这种假设，可以发现无论是东西方，对人性、人选择的可能性的抑制是同样存在的，并非因东西方而不同。事实上，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带有一种乡愁式的情绪——作为他者的东方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在，而是一个已经远去的西方的一个镜中倒影。

同样，从空间与性别的关系来说，传统的影片一般都将这一关系表述成“西方、男性/东方、女性”。在本片中，这一重关系是颠倒的，即“西方、女性/东方、男性”。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说，影片中借由男性预示对女性的救赎，这一设置是仍然是传统父权的视角。在这种矛盾和张力中，隐去的白人男性的视角（影片中的白人男性被表现为一种阉割式的人物：布尔乔亚的男人、疯癫的流浪汉）在显得无力的同时，又一直处于凝视的状态——说到底，这是对他者的想象，只待填满自身的缺憾，或造成一种移情效果。

最后是“刺猬的内与外”，即芭洛玛的房间（藏身之地）、荷妮的门房（尤其是书屋）与其外的世界。那是建筑在警惕、不信任之上的秘密空间，其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关于个人选择，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在这种意义上，影片中真正构成对比的，不是缸中的金鱼与张开硬刺的刺猬这两种意象，而是刺猬的内与外，防卫的刺猬和可供抚摸的刺猬——在两者的张力之中，影片试图表述的“优雅”即来源于此。精心安排自己的死亡的芭洛玛没死成（相反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正如荷妮所说“愿你的未来和你的期待相当”），从暗淡生活中看见希望的荷妮被车撞死。

可以说，荷妮必须死去，一者是代替芭洛玛死去，完成她对死亡的想象与满足，从而形成一种生的暗示；一者是完成影片泛人性普世价值的升华——“关键不是死还是生，而是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在干嘛”，对荷妮来说，在死去的那一刻，她看见自己的恋人，在微笑，在死去的那一刻开始爱，也是来得及的。

好吧，好片子，有淡淡的好心情，蛮好的。

看了几篇评论，都像是小学生的观影习作，前面是一大段的赞美，结尾附上忧伤的感叹。

文艺片就是这样，巧妙的避开本有的伤痛。

三个人互相看去，都是无尽的优雅。聪明的小孩，优雅的男子，怀揣千本书才能容下的情怀的门房。

然后互相把互相打开，各自把各自打开。但事实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幸。

当你准备要死了，生命会伸出手来握住你的手。“是命中注定？还是可以成为我可以成为的样子？”

当你准备好要爱了，死亡总是探过身子来。

百无一用是深情。

不能做出中规中矩的面容，究竟是修炼的不够，还是假面不够厚？

柔情说起来是优点，搁在身上又总是弱点。门房能活到54岁，无非是因为找到了合理的藏身之处。

可是门房总要出去。哪怕后文没有再说。哪怕日本人也许就是个连环杀人恶魔。
也许小女孩稍稍长大就被磨平棱角。

可是门房还是要出去。

这样想想，被车撞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假如是我躺在那里，无论姿势多么难看，无论是鲜血满面还是小便失禁，都会轻松一些。有些人就是傻。哪怕做了一辈子门房，假面被撞飞时也是轻快的。

像鸟一样。

首先，我记住了“刺猬”的h是嘘音（被殴飞）

然后要教给各位导演说怎么把一个灰姑娘与王子的故事讲成文艺腔的：第一把灰姑娘和王子的年龄都上调三十到四十岁，第二把各种魔法改成文豪的小说，诗人的名作，哲学家的箴言，第三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巴黎，把语言改成法语。以上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两个我认识的人的故事。

第一个人呢，伊跟我一样不信任婚姻，其实对家庭生活没有特别的向往和热情，人生中也只有曾经那么一次的心动时刻，但跟我不同的是，伊一直坚定地不懈地寻找一个可以和伊结婚的人，换则言之就是年龄合适，背景相当，有房有车，生个孩子。尽管伊并不真的怎么喜欢这个结婚对象，甚至预言自己将来很有可能是要离婚的，但仍然坚持地走着这条路，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过的”。

另一位呢，则挖空了心思想移民。伊倒不是贪国外的月亮比较大，而是觉得国内没有发展空间。可是到了国外呢又觉得人家排外。所以一门心思想找一个移民国家搬过去，虽然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伊也不是很喜欢那个地方，但伊也是相当坚定地在办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就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使在没有贵族的今天，即使大家都有机会接受教育，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但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几乎都是在少年时代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己的家庭背景，大约知道自己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人生了。有些东西，它就是这么运作的——住在富人区的大公寓里的中产阶级家的聪明的二小姐，会说日语，会下围棋，会引用十四世纪哲人的话，注定了将来是要变成公主的，而出身贫穷，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嫁给了门房的小个子丑女，注定了就是要在54岁成为寡妇，当门房，像沙子上的一个小坑一样有一天消消被抹去。能够改变这种命运的人，很少很少。

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这很少很少的人其中的两个碰巧遇到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被殴飞）

这位中产阶级家的二小姐想自杀，她已经看透了自己未来的人生，她说所有人活得都像水缸里的金鱼，被困住了就是一辈子，生生死死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足迹而已，与其变成像她妈妈那样整天无聊地待在家里对着花花草草讲话，她宁可早点死了拉倒——反正活下去也没有惊喜。而这位门房则遇到了一位日本来的王子sama~~~ 在见面的第一天，门房随口说了句Toutes les familles heureuses se ressemblent，没想到日本王子随口对上mais chaque famille malheureuse l’est à sa façon（用法语可能有些同学很雾水，其实就是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最著名的人人都会背的那句话，我也不懂日本王子对上了有啥好惊讶的，比方说我讲“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必然对面的人会说“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是用俄语讲才值得吓一跳吧），然后魔法开始施展了~~~

幸福的家庭之所以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对“幸福”的标准太单一了，而挤不进“幸福”这道门的所有家庭必然变成各有各的不幸。同理可论，成功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失败的人却各有各的失败。我们往往习惯了用一个人的工作、外貌、地位去衡量评断伊，而不知道在那层层的刺底下究竟住着怎样的一个灵魂。门房大婶自然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既无美貌又没学历工作低贱还不喜欢打理自己，可是偏偏有两个人看到了她冷漠态度下隐藏的寂寞，她那扇紧闭的小门后的书山，她内心中的优雅端容。

日本和法国人结合其实蛮妙的，就我接触过的日本来说他们都谦恭有礼，井井有条，做事认真，严谨自律，是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与信任的，而且他们对条理及生活细节的讲究简直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比方说王子家的那台抽水马桶，因为女生上厕所被人听到水声被日本人视为失礼的（我真觉得莫名其妙，上厕所当然是放水了，不然难道是去睡觉吗？有水声不是很正常吗，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所以就有厂商推出了那种一坐上去就会自动播放音乐的马桶以掩盖水声。还有他们那些摆得很好看吃起来却只有一两口的料理，那些贵得要死穿起来层层束缚其实撩开来还挺方便的和服——这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的“样貌”的民族。而法国人则喜欢巧克力，红酒，奶酪，随便抓一个法国人都能在餐厅里分辨出十几种香料，能够说出红酒的产地和年份——这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的“味道”的民族。前者自杀得很随兴，后者则明显的很怕死，配在一起有一种微妙的和谐。

如果故事这样结束，我几乎可以相见到他们从此以后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毕竟这跟十几二十岁的童话不一样，当人老到一定的岁数，性功能也下降了，野心也折尽了，人生也沧桑了，真的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相伴左右，为了只是把剩下的日子舒舒服服平平静静地过完，灵魂在这种时候终于可以战胜外貌了。可是即使是老年版的灰姑娘与王子，午夜的钟声依然有响起的时候。

那条金鱼本来被二小姐判了死刑，却阴差阳错地被门房救了，当门房意外身亡之后，二小姐又把那条金鱼带了回去，连同王子送给门房的那两本安娜·卡列尼娜。这意味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生命轨迹，超脱了社会地位的生命轨迹的完成。二小姐自然不会再想死了，她长大了也不会真如她所说变成门房，但她会懂得如何去认真地看一个人，认真去爱和被爱。

那位门房大婶的名字叫做Renée，在法语里是“再生”的意思。所以我总是说法国人太惜生，他们只愿意借死亡来讲活着的故事。

电影的配乐是熟男熟女爱情必备之大提琴。美指非常细心，虽然导演没有take特写（这个如果take特写就刻意了，都是随镜带过去的）二小姐房间里布偶，还有门房冰箱上的磁石都是日本风，二小姐的房间里有很多涂鸦都是以方格基本图则的，跟整个故事呼应得很完美。虽然日本大叔的口音我有点困难，但演员们都很自然，这点上日本似乎也可以法国电影结合得很好。有一幕是门房大婶和王子大叔最后一次晚餐，大叔送大婶到门口的时候，镜头停留了很久，虽然两个人都不怎么美，但那个画面莫名的漂亮。

（一）不自由，毋宁死。

     记得在去年的某一堂课上，就是我经常在他的课堂上画画的某老师的课堂上。 那一次我似乎也在下面偷偷地画画玩，他突然跳跃地讲到了不久前一个附中的小孩子跳楼自杀的事件上，还发表言论说，其实能够在这个年龄阶段选择死亡的小孩子，是天才。我当时从心里，说实话，是有一点鄙夷他的论点，觉得选择自杀的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懦夫的行为。但是，当我看完《刺猬的优雅》这部电影之后，我似乎有一点点明白老师的本意何在。

          11岁的早熟少女芭洛玛，因为真实的她得不到至亲的理解，所以她总是在自己的家里躲藏着。因为她已经洞悉了生命的虚无和人性的虚伪，所以她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12岁生日来临的那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她步向死亡的这165天的时光中，她希望用自己的DV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生命为何如此荒谬的电影，因为在她看来，“重要的不是死亡，也不是几岁死，而是死亡的这一刻，你在做什么。”

       这位极端的天才少女，不自由，毋宁死，是她的写照。因为不愿向其他人一样成为玻璃釭中的金鱼，一辈子作着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她看来，如果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她宁愿死去。

 

（二）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

        在《小王子》当中，晶莹剔透的小狐狸曾经对小王子这样说过。“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这句话绝对是个真理。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个脾气乖戾，身材臃肿的门房大妈荷妮，在静下来的时候，独自在堆满了书的房间里，沉浸在自己思想的王国中的时候，这句话突然在脑中浮现。

       聪慧的芭洛玛一语道破天机，她说，荷妮让她想起刺猬，“浑身是刺，一座如假包换的堡垒，但我感觉她只是故意装的很懒散，其实内心跟刺猬一般细致，性喜孤独，优雅得无以复加。”

       而同样能够发现这一点的，还有那个高深莫测的小津格郎先生，他看到了，荷妮平凡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外表下，那颗丰盈的心。但多数人呢？他们往往是没有仔细看过身边人的，即使是看，也是用眼睛，而不是用心灵。

 

  （三）忠于自我

       我不想剧透的，可是最后，似乎是荷娜的死给了芭洛玛活下去的理由，小姑娘真正近距离地一窥死亡，“一切戛然而止，再也看不到您爱的人，再也看不到爱您的人。”

       芭洛玛在最后说到，“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我们在死亡的这一刻，在做什么，荷妮，您死前那刻在做什么呢？您准备好要爱了。”

        因为不想惹麻烦，只想维持一个常人眼中正常而典型的门房形象，荷妮装作目不识丁，即使出门，也随时记得锁上那间堆满了书的房间；面对“慧眼识珠”的小津先生，即使彼此都有好感，但彼此身份的差异，社会地位的高低，让荷妮犹豫不前，但在死亡的前一晚，她依然选择了忠于自我，去赴小津先生之约。

       忠于自我，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芭洛玛也不过是想忠于自我，可她的种种行为在大人们看来，甚至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她选择死亡，虽然极端，但却可以理解；荷妮一直也是忠于自我的，只不过她采取的是安全而妥协的方式，一个人肚子吃着巧克力，喝着茶，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在无意中看到了导演的样子，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孩，而且，她和芭洛玛一样有着张扬的卷发，大大的眼镜下透出智慧的小光芒。

       我甚至猜想，这部电影里的芭洛玛有导演小时候的影子，她在死亡了的荷妮身上，发现了生命更多的意义。自由，爱，创造，等等等等，所以，她放弃了12岁生日的计划，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部《刺猬的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