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

张艺谋在新世纪的作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影》、《英雄》、《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商业类型片，另一类是《回归》、《山楂树之恋》和《一秒钟》这样的现实题材，虽然前者在数量上明显占优，但显然后者更接近他赖以成名的那些经典之作，例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也更高一些。

与许多张艺谋作品一样，《一秒钟》也是以倔强的人物个性推动故事展开，而且是两个，倔得各有道理。张译扮演的张九声为了在大银幕上见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阴阳陌路的女儿，不惜从劳改农场越狱，当然不容胶片有失。刘浩存扮演的刘闺女为了给弄丢胶片台灯的弟弟挡祸，也有非偷胶片不可的动机。一个要偷，一个要护，影片前半的故事线就此展开。

张九声和刘闺女的关系类似一对没有血缘的父女，卡车驾驶室里半真半假的智斗，经过中段的仗义出手和将信将疑，到最后以生死相托。与此呼应的是银幕上《英雄儿女》中王文清和王芳父女相认一节。时局风向几年一变，但父女思念子女，子女依恋父母，是再普通也再动人不过的人之常情。中国人对于亲情的向往和信任，即使在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也没有完全断绝，哪怕范电影那样的庸人，也能理解并给予有限的援手。这是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也是打动观众的情绪基点。

除了这条情感主线之外，范电影因儿子误喝清洗液再也不备药品，以及刘闺女和刘弟弟之间的姐弟情是两条情感辅线，与主线一起共振，推动剧情的同时，也丰富了影片的情感主题。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提炼形象素材，营造银幕奇观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能。《一秒钟》一开始那茫茫的沙漠，撑满了八成银幕空间，人被挤压在狭小的一隅，踽踽独行，不禁让人想到当年他掌镜的《黄土地》，一下就把人拉进那个天地不仁的时代氛围。进入二分场，小街和室内的打光都极精巧，超出了那个时代有限的几盏大灯泡能营造出的光感，却营造出了温暖而怀旧的质感。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修复胶片一段，晾晒、冲洗、吹干过程中胶片斑驳的质感，众人被投射在银幕上的身影，无不充满一种童话般的浪漫色彩。张艺谋的电影中常有这种“职业民俗”式段落，例如《菊豆》中的染坊，《红高粱》中的酒坊和《活着》中的皮影。他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粗糙的时代环境里，电影带给人们的美感独一无二。

这就要说到《一秒钟》的“迷影情结”了。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跟电影有关，可是又跟纯粹的“迷影”不沾边。张九声看电影是为了看女儿，刘闺女偷胶片是为了做灯罩，范电影放电影是职业岗位，甚至可以说是迷恋放映员手中的小小特权，人山人海的观众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别的可看，就算是保卫科的几个借机欣赏《英雄儿女》的小青年，看电影也主要是为了趁机揩油，不看白不看。

但是反过来想想，那种纯粹的“迷影”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当然是因为种种原因才迷上电影的，钟意明星、喜欢歌曲、排解烦闷、了解时事……不一而足，但那份对电影的喜爱却无法伪装，也无需伪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张艺谋显然很清楚这些，我怀疑连那个捂着伤口看电影的保卫科干事，也是有生活原型的。

那个台上台下合唱《英雄赞歌》的场面，一下让我穿越到了同时正在上映的《金刚川》，也想到了两部电影共同的男主角——张译。他的角色作为父亲、逃犯，受了政治运动的冤枉，又是一个玩过摄影有一定文化的人，个性层次非常丰富。而他也很好地表达出了这种丰富性，前一秒为了避祸装怂，下一秒眼中凶光毕露，凝视刘闺女的眼神中既有愤怒和仇恨，又有怜惜和仗义。演技有口皆碑的范伟跟他的几场对手戏或滑稽或感人，都非常精彩。

有心的观众从片尾MV里面能看到影片的另一个结尾，刘闺女从沙中捡起了那两格宝贵的胶片，透露出这部经历审查坎坷的电影本来应该拥有的深度和复杂性。传说中的导演版会不会保留色彩鲜亮的那段“两年后”？张译冒险越狱难道不考虑会给女儿带来什么政治后果？他女儿为了洗脱出身耻辱拼命“表现”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留在公映版中的这些狰狞的裂痕，每一个都指向那个幽暗而越来越不可言说的时代，这也让我们更加感慨于《一秒钟》上映的难得。

《寻梦环游记》里说，只要还被人记得，那么死者就依然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在“救人”。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大国崛起”叙事的双重冲刷下，从日渐浇薄的记忆土壤中抢救那些逝者，以免他们被彻底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只有历史的教训不被遗忘，前面的路才不会重蹈覆辙，给咱接个“大循环”。

说下这个片子，《一秒钟》。

由放一场电影引发的连锁事件，将一位电影工作者对一个时代的记忆进行了融合：颇具仪式感的“冲洗”胶片，对放映员的“神圣”塑造，观众看电影“过年”一般的欢呼雀跃，“两代人”对电影和胶片的执念。

这是张艺谋新世纪后少见的强叙事电影，三位主角你来我往的“冲突”造就戏剧张力，有当年《有话好好说》时的韵味，故事里暗藏隐忍的情感表达，以及年代的隐喻，可供解读的地方很多。张译、范伟演得真好，刘浩存很灵。一秒片段、一部电影、一夜纷争、一日追随、一段岁月、一生羁绊。

关于这部电影的场外故事，这里就不说了，但需要简单顺一下电影的故事。

就像“结尾”那段被风沙掩埋的胶片一样，这个故事，其实也藏匿了一些线索，不要多想，其实就是隐忍的情感表达，以及所见故事下，角色的动机。

主要就是两位主演的动机。（有剧透，文中对一些词汇和语境做了适当隐藏/调整）

新闻简报

张译饰演的张九声，是一个劳改农场的逃犯，关于他被抓、出逃、以及“看电影”的动机，电影信息交代很明确：

张九声因为打了霸天虎的头头，才被抓。期间他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最起码的信息是，他从中了解到的女儿“上电影”了，就在“《新闻简报》22号”中出场，所以张九声为了看一眼女儿，才选择出逃。

但张九声为什么必须在那天那夜看这场电影呢，因为《新闻简报》的特殊性。

《新闻简报》是播放在故事片开映前十分钟的“加片”，诞生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1949年，是用电影胶片纪录和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那个的年代电视普及率很低，大众了解新闻除了报纸、广播、就是这种形式。所以《新闻简报》是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之前，一个极为广泛而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之一，我们理解为电影版的“新闻联播”即可。那时候的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或者在露天的广场上、或者在《一秒钟》中礼堂里，依靠这种形式，了解国内外新闻。

这个《新闻简报》是每周一期，每期约十分钟，每周影片通常会以“××××年第××号”进行编号，电影中那期是第22号。而且这种胶片形式的播放，跟电视新闻不一样，不会重播，播完这期就该放下一期了，所以张九声必须追着电影胶片走，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他先去了一分厂，但错过了，电影已经放完了，他连夜徒步赶往二分厂。到了二分厂发现胶片几乎损坏，但在范伟饰演的范电影的操作下，还能抢救过来。

这是张九声的“只能停在这里看电影”的动机。

他本想低调的看完就走，但在刘闺女“捣乱”和范电影的逼问下，他不得才暴露自己的身份，之前还抢了刘闺女的小刀，才能胁迫对方给自己放电影，否则的话，他在一分厂就可以动手了。

PS，《新闻简报》在1978年后改为《祖国新貌》，直到1993年结束。

胶片灯罩

刘闺女的动机就很好理解了，他抢夺电影胶片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要胶片做灯罩。

“用胶卷改造灯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我一开始也挺纳闷这是啥。直到在放映室里看到范电影的灯罩，才明白过味儿来，小时候在老家好像见过这种。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节能灯、LED灯这些，无论是台灯还是座灯，基本都是一根杆子上面放一个××瓦的灯泡，由于太亮，必须用罩子罩起来，而胶片是做灯罩的很好材料，因为对光的隔绝性适中（我小时候还拿过胶片看过日全食）。

从刘闺女在卡车上口中的“故事”得知她，他的父亲不要他们了，所以才跟弟弟相依为命。弟弟爱学习，之前有一个借来的胶片灯罩，但不小心被烧了，当张九声去到他们家里，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光秃秃没有灯罩刺眼的座灯。

因此灯罩的原因，姐弟俩还被村里的年轻人胁迫，为了给弟弟再找一个灯罩，也为了给那帮人“还债”，她只能再用胶片做一个，其他材料都不行。还是那句话，以前条件有限，连胶片都是稀罕物，更别提那个两个月才能看一场电影的二分厂了。所以当姐姐的不惜通过抢夺的方式，一心得到胶片，所以才与张九声发生冲突。

但比起张九声，刘闺女对胶片依赖没有唯一性，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所以当她知道了张九声的动机，便放弃这次抢夺行动，把电影让给了对方。

但一想到这样一来姐弟俩还要被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欺负两个月，不由得对这对苦命的姐弟愈加同情。所以刘闺女这个角色别看脾气倔，但非常非常“通晓事理”，有着伟大的人格。

好在，最后张九声帮姐弟俩解决了问题。

张九声的女儿

关于电影表层的故事细节，已经说清楚了。随后就是更深层一点的故事了。那就是张九声为什么一定要在《新闻简报》里看女儿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依照这个线索，我们继续挖掘一下。

“一秒钟太短，不够”。

为了这一秒钟，张九声不惜出逃，冒着生命危险，来看女儿的“一秒钟”，依照角色动机，有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今后可能与女儿再也见不到了。

毕竟他打得是威震天，在霸天虎的时代，也就意味着很可能这辈子出不来了。

有人问了，那么女儿为什么不来看他呢？

也很好解释，参考《归来》中的张慧雯，后者一直认为自己和母亲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巴不得与父亲划清界限。而且《一秒钟》里范电影也说了：“只有争着干活，才能消除你对她的影响啊”。

可见，无论各自内心如何，两代人在表现上必须划清界限。

但是，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他为了这一秒钟如此搏命，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女儿.....已经......没了。

这一次就要从剧作的逻辑性，和人物动机的合理性方面找“故事”了。

编剧在编排剧本的时候，每个角色、每个情节、每句台词都是为了逻辑服务，而且通常会预埋一些梗，可能是台词，可能是情节，说白了就是呼应点，让角色动机更加合理。

★首先就是刘闺女

为什么在张九声追电影中途，安排这样一个角色呢？为的是让二者形象互补。

张九声和刘闺女第一次公开示人，是作为“父女”出现的，张九声谎称对方是自己女儿，刘闺女为了diss对方，把自己的真实故事安插在了对方身上。这是对二人关系的第一个“呼应点”。

随后不打不相识的他们，关系有所缓和，同样也是以类似关系出现，无依无靠的刘闺女让张九声保护自己，带着对方指认小混混的时候像极了我们的“告家长”，而张九声为了给姐弟俩出头，也表现出一个长辈的“风范”，结果被不讲武德的年轻人群殴。

可见，双方都在这起事件中临时扮演了对方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剧本会设置一个与张译女儿年龄相仿的刘闺女出场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替代品、备胎，而刘闺女在失去父爱的情况下，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依靠，同样，张九声也只有在失去女儿的情况下，二者的关系才能成立！这叫对等情感，是任何一个电影编剧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还有后面刘闺女那句“面袋子怎么没把她压死”，这是气话，但编剧不会平白无故安排这样一段话，或许也是一个“一语成谶”的呼应点。

★然后，就是范电影的动机与张九声的情绪表现。

范电影把那一秒钟的胶片剪了下来，给了对方，说留个纪念。

这位口口声声说着“才一秒钟啊”的范电影，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找机会推脱“责任不在我们!”的放映员，最后也冒着危险剪了一段片子。

PS，咨询过放映员，剪如图两格胶片，播放时不仔细看不会察觉，但胶片结合部分有胶水痕迹，一摸就能摸出来，尤其是那个环境这种片子，放映员有时候会检查胶片完整性，所以老范此举是有风险的。

因为范电影也看了那封信，信中很可能已经交代了张九声女儿的“事实”，身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儿子变成了那个样子，他此时也明白张九声的用心良苦，才这样做。

还记得张九声看到女儿一秒钟影像时哭成那个样子的形象吗？这里面有着对亲人思念的情绪，也有着看着14岁的女儿费力扛着面时的心疼，或许，也暗含了看到亲人生前影像时的悲伤。

而那段胶片被丢在风沙中后，张九声的反应如此强烈和抗拒，因为那“一秒钟”的胶片，很可能是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张“照片”。

★最后，就是“结尾”，新时代来临，张九声重获新生。

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再度来到他曾经看电影的地方，口头上说着“先留两天”，但一个能为了女儿“一秒钟”片段而不计后果、冒着生命危险出逃的父亲，此时怎么能不着急回家看望女儿呢？

很大可能性，家里“没人”了，他已经无家可归。

（完）

各位不要多想啊，以上都是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章到此结束，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见，电影编剧是很讲逻辑性的，尤其是张艺谋电影的电影，《一秒钟》是张艺谋在新世纪叙事性最强的作品之一，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每句台词，都有其功能性。

虽然这部作品经历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不得不以如今的样子来呈现。但无论是怎样折腾，角色动机、台词呼应、故事内在都是有着逻辑和关联的，这一切都引导我们去发现那“被掩盖的真相”。

就像张艺谋自己说的那样，“人物是被锁在固定的时代里”，但影像可以记录下一切，如果没有影像，命运就像胶片消失在了风沙中。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

《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

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一秒钟》几经波折才“顺利”上映，而片中的情节和影片本身的遭遇，也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乍看之下，《一秒钟》是个温情脉脉的故事：劳改犯张九声逃狱，只为了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看“一秒钟”的女儿；孤儿刘闺女，一心想着偷一段胶片，给弟弟做灯罩；在民众里极具声望的放映员“范电影”，想着抱住自己的铁饭碗。三个人物，因几卷电影胶片而纠葛在一起，从争夺到抢救，随着片中电影的放映，三个人各自的故事也抽丝剥茧地展开，各有各的缺失，各有各的苦楚。 张九声在放映室里低落豆大的眼泪，范电影把两帧胶片偷偷塞到张九声的口袋，张九声和刘闺女之间的别样父女情——这些无疑是动人——但张艺谋借《一秒钟》想说的真的只是这些吗？

影片在宣传时打出了“张艺谋给电影的一封情书”这样的标语，但实际上《一秒钟》是一封历史的血书，温情背后是声泪俱下的控诉。透过对删减内容的了解，以及对片中细节的回想，其实依然能辨出几分原片的狠辣。

影片最核心的删减是张九声女儿的死，原版的故事中，张九声告诉刘闺女：他的女儿在生产队为了表现，冲在前面抢着扛第一袋面袋子，而卡车还没停稳，女儿就被车撞死了。 这段关键剧情的语焉不详，对影片表达的完整性损伤极大。只有了解这段剧情，观众才能对张九声一系列近乎偏执的行为有更合理的解读，才能理解那句“她才十四岁，跟大人争什么呢”的悲悯，《英雄儿女》结尾的父女重逢才更显讽刺。 巧合的是，老谋子当年在拍《活着》时，将余华原著中的有庆之死，从更加荒诞讽刺的抽血至死，改为了被车撞倒的墙砸死，可依然没能在大陆顺利上映。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相似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意外”，都没能直接传递给观众。

片中范伟老师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范电影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多面、复杂和矛盾的。 备受民众的尊敬和崇拜（多加一勺的油泼辣子），放映技术出众（几十年从没出过差错，只有他能放的大循环），骨子里对电影有着诚挚的热爱（“狗日的我能看一页”），但又提心吊胆自己放映员的位置不保，为了保住位置也会向权力谄媚。 其实不难看出，这个角色身上有着老谋子自身的投射，老谋子是在借角色之口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不甘与愤慨：对着抢救修复后的新闻简报说“都刮花了，没法看了”（喻意被删改的影片）；悲哀地乞求护卫队“我这算不算立功，能不能跟组织反映不要换掉我这个放映员”（讨好官方的身不由己）；电影胶片，经过“驴车”“脑子烧坏了的蠢儿子”才无法放映，需要技术修复，或许又是在暗指些什么。 影片中，举报了张九声的范电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剪下了那两帧胶片，因为他知道这胶片是张九声女儿的遗像。受困于体制，但仍有着良知与反抗。这段剧情，与踩着警戒线勇敢发声的电影创作者们，又何其相似呢？

片中还有许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绵里藏针地书写着控诉与鞭笞： 作为政宣喉舌的新闻简报，为什么要在电影前放映呢？我们的院线电影放映前必定出现的又是什么呢？ 当文革结束，那两帧照片早已被沙尘掩埋，历史的伤痛是不是也就这么不见踪影，被遗忘在时间的洪流中？ 片中《英雄儿女》的两场放映也很值得玩味，全体民众痴迷地看着歌功颂德的时代样板戏，来抓坏分子的保卫科的人凭借特权看起了加场，错过第一场放映的张九声和刘闺女被绑着看了电影。真的所有的电影都是电影吗？那段特殊的历史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贫乏而扭曲，那么现在呢？

初看觉得，剧本在矛盾冲突的制造上，有不少的生硬之处。但细品后发现，即便已是残本，《一秒钟》的剧本依然称得上张艺谋3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最厚重、最深刻的一次表达。

看完《一秒钟》，我头一次，冒出给张艺谋作品打五星的冲动。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秒钟》有一串问题，是会被扣分的，与完美无瑕、回味无穷的五星电影无法划等号。

我也同样说过：只要一部中国电影出现了“技术原因”，那么，我出于同情分，随手加上一颗星，也是很常见的操作——无论是《少年的你》或《八佰》。面对无理不公，人就是如此不客观。

《一秒钟》有可见的删改痕迹。对很多人包括张艺谋而言，它都不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无论创作初心还是柏林退赛版，事实上我也接受导演在创作阶段的自我妥协）。主人公为了看女儿新闻简报镜头，一秒钟。观众和创作者则心知肚明，他们早已错失了更多的分分秒秒，千审万查。 刘浩存的问题，是她从声音到外型都不太成立。倒不是说，她抹了一脸锅灰，就不像个流浪儿，也不能孤星泪了。先于电影，《一秒钟》是一部跟时代有关的电影。无论时代怎么隐遁，没有字幕、没有讯息，只要张译一出现，在西北风沙里苟延残喘，随时可能暴尸荒野，那么，观众都首先应该去翻译这一层信息，否则，整部电影就无法成立。

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展开说——简单来讲，假小子刘浩存身上，她没有吃过大苦，不时被农场浪荡儿饱以老拳的孤儿怨。她太现代了，不是八九十年代与六七十时代的差异，而是新世纪的时髦气息，精致，错入，与大西北的黄天厚土的不搭调。

光是这两点，就导致《一秒钟》很难成为五星佳片。甚至群里有小朋友疑问，电影看下来明明很安全，怎么就“技术原因”了。 答案就是，这部电影从属于张艺谋的“文革宇宙”。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到《归来》，再到《一秒钟》。就好比，如若今天再拍摄《归来》，《归来》也恐怕不是那部《归来》。而事实上，我甚至并不喜欢《归来》。

出于现实原因或宣传把控，《一秒钟》被一些声音，往对电影的爱（影迷体悟），对胶片的痴迷（范电影这人物以及数字格式取代胶片拍摄放映）方向带。这是安全的口径说法，也容易让另一些人将片子当场掩埋。

张九声所渴慕的一秒钟电影，并不是真的爱电影。它甚至不存在于《英雄儿女》正片，而是新闻简报，第22号。刘闺女为一盒胶片，以命相搏，她要的，同样不是电影。对于看过太多遍的《英雄儿女》，她索性坐在影院外头，也并不想看。一丝不苟，自我要求高的范电影，看起来终于是《天堂电影院》之类阿尔弗莱德放映员角色化身了，可惜，他同样不是爱电影，而是想保住放映员这一职务，光束亮起，人生满足。

那么，二分场群情激昂的人民，作为昔日中国电影普通观众的化身，它们是热爱电影的吗？对这样的电影，我认识它应该加一个问号，大大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特殊时期，普通人是没有条件，也不允许热爱电影的。真正的全民热潮，要开始于浩劫之后。况且，也并没有多少影片，能作为被选择的集合。看电影之所以神圣，在于它跟偶像崇拜一样，是需要仰着头，不应该发声，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被放大的图像信息。

我们甚至不需要拿《英雄儿女》的演员遭遇来做时代注解。相反的例子是，当专业影迷刨根究底，发现电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居然是掉帧的数字化DVD，而非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底片放映，他们不乏愤怒与失望情绪。 可是，这种疏忽冒失，不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根本不是缅怀胶片。有人还是不信，张艺谋口口声声，对着一轮又一轮记者都在说胶片，你怎么就认为不是了。

我认为，《一秒钟》是与胶片有关，但真的与“胶片”无关。因为那一秒种，被剪下的两格底片，与作为电影片目的《英雄儿女》毫无关系，反而是浓浓政宣意味的滚动播报中，猝不及防的个人信息。看到张九声和刘闺女被五花大绑成Kappa状，保卫科的壮丁们还对着银幕滚热泪，如果你无法从这一幕解读出痛彻心扉的时代惨痛，那么，《一秒钟》就会被误解为虚情假意还表错情。 作为一名观众，只有待到获知张九声（坏分子）、刘闺女（孤儿怨）和范电影（为保住放映员一职）道出各自的人生故事，方能体悟尽管电影观众数以百千计，但只有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当做一小个体来审视，彼此愿意互诉衷肠。同作为电影观众的你，我，他，我们的故事，才能够打动到其他人，否则，所有人只会是被主旋律电影，革命浪漫主义吸纳进去的活动脸谱，移动纸板，抢扛下一个如山重的大包。

为了看电影和偷胶片，张九声与刘闺女互下狠手，刘闺女被无情围殴……动物凶猛般残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冷漠和人人自危。这些东西，如两格胶片，被掩埋在了漫天的黄沙厚土之下。埋掉的，表面上是胶片，其实，是那活生生，还有大好青春未开展的人。

那是一个人人身负重物的年代，肩膀上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压得人抬不起头——即便是在抬起头来电影之际。人们之所以表现得爱电影，是因为在那样的场合之下，大家是安全的，是政治生活以外的喘息角落。 在叙事上，《一秒钟》是典型的单线推动——张九声要看电影，双线交叉——护电影和偷胶片的人，多线交织——抢救底片并完成放映的范电影加入，最终是个人再次被集体的天罗地网擒获打倒，头破血流。

张艺谋活用了他的视觉奇观，将胶卷底片，卷成羊肠子，又是清洗，又是擦拭，又是晾晒。这是陕北老农祈雨求神盼收成的眼神和集体行动。

尤其是范电影拿出他的绝技大循环之际，也是张九声的落网之时。尾声处的循环，似乎将会滚动放映，不止不休下去。电影被两年后的字幕提示打破，但需知，柏林退赛版是没有“两年后”的，刘闺女在风沙中，扬起了一片报纸，或者她拿到了掉落的胶片，都无以告慰张九声。

同样是在这处结尾，张艺谋让观众又回味了一把《黄土地》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神韵。

朋友间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两年后”那段故事，同样佐证了“女儿已经不在”。回去寻找遗失胶片的张九声，显然不顾大自然定律。狂沙十万里，要找回女儿存在过的证物和遗物——两格胶片，绝无可能。至于解读出胶片放映被埋入土里的浅层意思，完全可以。

看电影这件事，剧本故事一直是观众最关注的部分。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被迫关注电影以外的故事，去脑补、还原、想象，不知不觉，就盖过了对原片的欣赏。纵然如此，《一秒钟》依然是部好电影。

一秒即永恒（痕）

今天看新闻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票房过亿，我也终于想起来我还有个公众号要写了。

看完《一秒钟》之后，我也看了很多大家关于电影情节、故事结构甚至审查删减等各种各样的话题的讨论。

不过以我的体感来说，被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新一代「谋女郎」刘浩存。

「谋女郎」刘浩存

刘浩存当然是一个有前途的女演员，《一秒钟》当然也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如果不带有特殊的个人审美色彩（张艺谋显然带有了这种审美色彩）以及戏外对于演员个人的颜值滤镜来评价角色的话…

是的，刘浩存所饰演的刘闺女一角，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不夸张地说，从成片结果来看，刘闺女这个人物的人物可信度极低，给人的感觉非常不真实。（没有冒犯的意思）

而这种人物塑造上的不真实，当然是很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演员本身的稚嫩等等客观因素，但这里我只说我认为导致这种不真实产生的、最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

选角。

因为演员的素质是有区间的，导演怎么调，她们就怎么演。所以其实对于成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导演要负的责任更大。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尖锐，我先抱歉。

但是这也的确是事实。

根据故事设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西北某地，一个基本无父母可依、并且还有一个弟弟需要照顾的穷苦小女孩刘闺女。

她应该是什么样，才具有可信度呢？

这一点，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看上去像我们现在的普通小孩一样健康、纯净、白嫩。

为什么呢？

一方面，以物质来源来看，刘闺女家的长辈对于她的抚养和物质供给，是很匮乏也很不负责任的（由车上刘闺女讲的故事可知，以影片来看，父母及长辈均缺），加上她年纪尚小，劳动能力低，所以除了组织和邻居接济之外，她的物质诉求只能通过旁门左道实现，难度也不小。

所以，这就注定了刘闺女物质生存上不可能富裕。

而对于成长期的小孩子来说，穿用都还可以凑合，但是如果饱腹难度都很大的话，那么这种生活条件比如对于他们有更实际的影响，那就是身体上的营养不良（可根据具体条件分为高度、中度、低度不同档）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含但不仅限于发育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以物质消耗来看，刘闺女除了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以外，还要负担更加年幼的弟弟的生活，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些前情提要，基本上都已经从侧面刻画了刘闺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划定了刘闺女的形象落点——

她得是个不起眼的姑娘。

这种不起眼，我再翻译一下，叫做「黯淡」。

对，刘闺女需要黯淡。

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小女孩，非要黯淡？是不是见不得人好呀？就因为人家家里穷，人家就得不起眼，就得黯淡吗？人穷志不短不行吗？

诸位，我知道，包括国师在内，大家肯定也有很多道理，认为刘闺女就是刘浩存这个形象，但是从人物的合理性出发，它又的确是有缝隙的。

我所谓的刘闺女需要黯淡，不是指她需要在影片中体现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也不是指她眼睛里不可以有光，而是：

时代会赋予人一种时代本身的色彩。

秋菊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

魏敏芝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她们作为角色的说服力，是一目了然的。

大家甚至可以可以更通俗地把这种时代同化力理解为，大环境必然会给个体们烙下独特的环境印记。

尤其那又是一个较为「集体主义」的年代。

就着《一秒钟》，我们来看看张艺谋拍的看电影的群众的群像：

我们随机选择其中几位女孩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些群众演员，她们固然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脸上都很统一地有一层浸泡在普通的生活里的「灰」。

这层灰，不是化妆师给演员脸上抹的那些深色的粉底，而是他们同样地在这个时代里、同样普通地活着。或许当聚光灯照过去时，他们也有各自的明亮，但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她们也是不敢发光的——这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这种特质理解为「不像明星」，就像个普通人。

像或多或少地受过生活的折磨——

因此有了一种看电影的渴望。

这是我理解的《一秒钟》。

也是我个人赞同《一秒钟》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情书的点：

在那个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非现实」的渴望。银幕上的电影，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让观众们都喜欢的，但是不论对于放映员还是对于观众，电影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一种刚需性的「寄托」与「逃避」。

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国师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真诚的。

他有关于那个年代的感情，关于那个记忆的抚摸和依恋，从创作姿态出发，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电影人。

… 只是在「谋女郎」的审美上，私人化了一点。

他并没有把电影中群众们身上那种一以贯之的黯淡，延续到刘浩存饰演的刘闺女身上。

相反，她明亮得刺眼。

刘闺女虽然穿得很邋遢，还搞了个很出戏的爆炸头（我下篇再吐槽这个爆炸头！），但是不论是眼神还是肢体，都称得上「神气」，称得上「纯洁」。

她连说谎的时候，眼睛里都亮晶晶的。

哭的时候也是。

哭得很美，也很真，我见犹怜。

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让人觉得，这个女孩在过去的那十几年的成长中，被保护得很好，不曾受到生活的折磨。

她的一切，看起来都太新鲜了。

新鲜得像动漫中的人物，让人难以感受到生活的风沙与粗粝。可信度很低，低到几乎让人觉得张艺谋看走眼了。

没错，当我们站在一个特别写实戏的角度，来看《一秒钟》的时候，可以非常笃定且自信地说，这个人物是不成立的，是「选角失败」的。

但是！

但是！

这里，我想再给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就是，假如说，刘闺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假如说，刘闺女，实际上只是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心里想象出来的一个虚假的、被他主观美化过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故事、这个选角反而格外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真相就变成了：

1、张九声因为知道女儿在积极抗面袋子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所以即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去电影院看那一秒种的女儿，最后被捉回去了。

2、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因为过于思念女儿，而又没有生活的寄托，所以在年事已高的日子里，记忆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想象了一个刘闺女，想象了一个《一秒钟》的故事。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残酷童话。

这充分符合了我们前面说到的，电影的「逃避性」——

失去了一切的张九声，面对不了那一切。他必须骗自己。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那么，选择刘浩存，就恰好是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决定。如果她只活在张九声（或者张艺谋）的记忆中，她就是应该被美化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需再诟病刘浩存这个人物——不论是跟外界的关系的处理（对张九声和小混混到底是什么感情），还是跟自己的关系的处理（到底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对弟弟和未来的希冀是什么），都过于模糊。

并且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故事的简陋（如果它只是被加工过的回忆，它是可以这么简单的）、洗胶片的戏剧性、和沙漠中的行走，才显得格外痛苦、格外哀伤、格外浪漫。

我不知道这个解读，是否是我自作多情，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成立的，所以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关于导演的真实创作意图，其实在电影被拍出来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交给了观众。大家可以随便理解。

从我个人出发，我更愿意相信导演的《一秒钟》，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场似是而非的梦、半真半假的谜。是他的遗憾。

就如同我愿意相信，那个在风沙中踽踽独行的清瘦男人，

根本不叫张九声，

而是叫做，

张艺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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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看电影的最后一代——

暑热难耐的夏天，熬过漫长无聊的白日后，我和村里的大人小孩们一起，扛着条凳、拖着藤椅、夹着小板凳，像泥鳅一样冲向隔壁村……听说那边来了放映队，大大的白色幕布已经拉起，可是天已经黑下来，晚饭只能糊糊扒两口。我们要抄最近的小路赶在电影放映前到达，人们打着手电筒，远光照着长而狭窄的田埂，近光照着脚下，一个挨着一个小碎步通过。我闻到有人冲完凉湿漉漉的头发香气，也看到黑暗中摇曳的花裙子，她们煞有介事做好准备，而我什么都没有……但是紧追急赶中我看着漫天星光，依然感到充实。手电筒的光照到老远，夏夜奔忙的小虫、漂浮的微尘，伴着蛙叫蝉鸣都近在眼前；而我们好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一件伟大的事。

那件事就是看电影。

三十年后回想起来，已经是一场梦。比白色幕布更让人渴望的，是通往露天放映场的路，就像旅行将要出发前，新的学期开始前，让人跃跃欲试。可是观众们实在是被动的，坐在位子上，等故事开始，把自己的心交给银幕里的人，任他们逗你笑让你哭，结束后毫不留情的收场，最后留下你坐在座位上，眼泪还没有干，嘴角还没收敛，只想留在故事里，再看一场。

《一秒钟》散场后，空荡荡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三重故事折叠在我一身，既有张译在空荡荡的电影院里，也有我在现时现刻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更有那个三十年前的我在空荡荡的露天放映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难过，是什么打通了我迟钝的神经让我感到酸楚。但我被这三重“电影散场”牢牢锁住，就像被平静而深邃的湖水包围。

看完电影的心总是很难和人分享。尽管看电影的当时——就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就像我们看的无数场电影一样，和很多人一起在看——但我们总感到只有自己在看，只有自己在体会，笑或泪，都是自己吞下自己收藏。

《一秒钟》对我就像一把钥匙，要解一个谜。这个谜面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我为什么爱看电影”、“他为什么爱看电影”……可是越解就越像剥洋葱，剥到自己两手空空满面泪痕，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或许是答案太残酷。

无疑张九声是为了女儿。

可是简简单单一句“为了女儿”，又多么难解释那种执着到底的癫狂。张译在许多电影里都有上不封顶的执着，最近的是在《金刚川》。如果人们带着发亮的手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间隙总是忍不住打开微信，稍微抬头看一眼他的嚎叫，他就会像互联网初代人们嘲笑马景涛的咆哮那样可笑——他为什么要这样疯狂？

但凡你带着一点点不认真去看电影，他的行为都像疯子般可笑。可是那种可笑细想起来恐怖至极，最后我似乎感受到了——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

是的，这个重要的细节被删减了。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的执着不再好笑。

他走上千百里路，冒着渴死、热死、被风吹跑、被人打晕、回去还会被惩罚致死的危险，走了那么远的路去看一场电影，像一个疯子。可是只有在你知道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那份执着。他只因这份简单的执着而活着。

假使我们不能理解一个父亲在那个年代的心，不能理解一个劳改犯，也不能理解一个物质精神匮乏的人，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一个见不到女儿的父亲——我们只要想到自己曾经丢失的手机、忽然一切文件都消失不见的硬盘，再也想不起的密码账号——一段段封存的记忆被大片大片抹去，我们可能忽然感到被电击、感到窒息，我们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在体味那份失去时，我感到的苦涩更多来自我作为母亲的角色。仿佛我也带着无限懊悔与遗憾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离我的孩子总是那样遥远，我总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她的成长，当我想起她时，就像张译那样随口说出“噢那年她才八岁”，转眼这已是十四岁。

我所感受到的苦涩来自于无法抵抗时间的流逝。即使我不知道故事中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即使只有八岁到十四岁这样一段没有陪伴的时光，对一个父亲来说也已足够残忍。残忍到可以付出全部的体力、代价奔走这一段路，只是为了守候在她的影像前，看一秒。

是的，一秒钟太短。人的一生都不过须臾。不知为何我看到他的后脑勺钻进那个看电影的小洞时，我好像自己也钻进了那个小洞里，我看着自己女儿的无数片段，也像有个上帝之手在拉片一般，让我体会到不断的失去。

我们无法拥有永恒的时光。而电影、或者照片、或者信件、日记，都像似乎可以永恒存在的介质般，让我们有些许慰藉。我们借此安慰自己，是的，即使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依然可以留下那段记忆，只要我保存了那段影像，记录了那段文字，我就可以获得对它永久的拥有权。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保存的那些影像，也会像张译在沙漠中回头看到胶片被风吹散那样，一瞬间让我们感到所做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

不仅这些介质随时可能消失，人也会偶然死去。然而死去就是死去，失去就是失去，不会像电影可以重放。

我们对时间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这让我感到绝望。

报存活着的信念去看电影的张译，把电影已经神化了。那不仅代表电影，更代表一段记忆。哪怕只有一秒钟的记忆，记忆也是人生存在的印证。

但是对范伟这个角色来说，电影不是这种存在，但它依然具备某种“神性”。如果抱着看笑的心，他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存在；但如果你再细想他为什么爱电影，那背后依然有无尽的荒凉。

他为了不凡的活着。

电影在范伟这个角色身上，成为了一种工具。这个工具让他拥有权力，可以指挥众人的权力，可以区别于众人的权力。这份权力让他得到了在这个村子里活着的至高无上的尊严。然而，拥有即意味着可能失去。他有多在意这份拥有，就有多在意失去。当他失去放电影的权力时，也将意味着他的人生从此黯淡无光，像村子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穿着粗糙的衣服，过着蓬头垢面的一日又一日，就像他那平庸的儿子一样，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度过一生。

因为恐惧平庸，他渴望与电影接近。他掌握了关于电影的一切技巧，从冲洗胶片到最高门槛的“大循环”。对待电影时他仿佛教皇执行信仰的仪式。他指导众人，整理胶片，冲洗尘土，像指挥千军万马。在关于电影的仪式里，他掌握了活着的主动权。

这份执着的荒诞，细想起来也让我感到恐怖。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找到一份热爱的寄托，借此荣耀度过一生，但更多人？没有。他们就是无数坐在白色幕布前的观众，被动地等待放映场次到来，被动地等待开场，被动地等待属于他们的快乐。他们卑微，也心甘情愿。

也许明白自己有主导众人悲喜的权力，范伟的权力让我感到可怕。他可以在任何一秒停下放映，让人失望；也可以在任何一秒放弃，让张译的奔忙成为无用功；他可以往贪婪甚至恶的方向走到无穷远，只要他想，他就有这个可能。

尽管叫来保卫科的举动已经被我料到了，就像料到一个坏人终归会亮出凶器那样——但我没有料到的是，他保留了一点善意。那点善意竟然还是来自于电影，让张译好好地看完他的女儿，看上一百遍“一秒钟”，让保卫科的人停下打斗，甚至在最后他剪下那段胶片交给张译时，都让我有意外的感动。

正因为懂得电影的意义，在乎权力的“范电影”同样也保持了热爱。正因懂得电影的意义，虚伪贪婪的他也有了同情。这是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他可能作恶但最终保留善的举动，让我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慰藉。

三个人当中，刘浩存这个角色是很单纯的，单纯地守候她的弟弟，为他带来快乐。不过我更想细说的是村子里的人们。电影中和张译一样打动我的，是这些看电影的人们，在他们面对银幕放任悲喜时，我感到了一种没有时间空间隔阂的共鸣。

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我为什么爱看电影？我想《一秒钟》最后真正要解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当那束光照到银幕上时，我们就主动放弃了争斗、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喧闹。我们愿意受降，拜倒在一群陌生人的故事面前，甘愿感受他们的痛苦与快乐，就像我们自己也活在那个世界里。

归根到底我们的生活是有限的。我们的命运，即使我们能掌控再多，也像被封锁在一个盒子里，像一个跳动的骰子般感受偶然，但更多感到无法跳脱出盒子的必然。

村子里的人们是走不出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能同时活在这个时代的，失去的是不能回来的……但在电影里可以。电影可以让死去的人像依然活着，电影可以让英雄近在眼前，电影可以让你感受到远方的硝烟战火辉煌荣光，电影可以让你忘却眼前的一切平凡孤独惆怅。

——电影给众生带来慰藉，只因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让人拥有短暂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当我在电影院看着银幕上放映《一秒钟》时，《一秒钟》里的银幕在放映着《英雄儿女》。一层层的银幕嵌套，把我套进了那个逝去年代的放映场，也把我套进了那个放映场里让众人感动的虚拟战场。

当《英雄儿女》的歌声响起时，人们的泪流满面齐声和鸣竟也带动了我的情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也感到了无上荣光，仿佛我也是身处那个年代的人之一，也能理解他们至真至纯的信仰。是电影给了我这个可能。

三十年后那个赶往隔壁村露天放映场的小女孩已经看了太多电影。电影对她来说，不是张译那样活着的信念，也不是范伟那样掌握权力的工具，是像更多平凡的观众一样，放任自己喜怒哀乐的一个容器。

我想起特别快乐的时光，有一大段一大段时间，都是我独自看电影度过的。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叙说的，每天的期盼就是赶紧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屋里，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一部接一部地看，就像又度过一个白天。

那些故事让我着迷，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的讲述，我有限而平凡的生命得到了无限延续。我可以成为一个酷酷的老头，可以成为一个妖艳的美女，可以和帅哥恋爱，可以揭破悬案的谜底，甚至可以在太空遨游，在海底观战，在没有时空界限的另一个世界里生活，电影给我孤独的生活带来了慰藉。

当《一秒钟》里被捆绑的张译和刘浩存与殴打他们的人在面对同一片银幕留下眼泪时，故事已经有了意义。故事让不同的人感到相同，让平凡的人感到不凡，让孤独的人感到被爱，让陷于苦难的人感到幸福和希望。我们因此可以去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可以放下自己的执着，可以感受别人的处境，可以有更多的宽容、更多形式的爱，也因此掌握了与命运争斗的一种隐性武器。电影给了我们这个可能。

抱着对“一秒钟”胶片的执念，张九声活着回到了村子。当他打开发黄的纸包时，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失去的终究是失去了，时间无声地流逝，就像电影终究会散场，胶片终被风沙埋没。

带着无限惆怅与苦涩我离开电影院。像日光下的一粒沙子，我又回到平凡而有限的生活。我想起那个跟着众人去看露天电影的夏夜，它已然失去，却也成为一种永恒。就像这部电影和无数电影给我带来的感动，在“剧终”时散去浓稠的情绪，又在更长的一段人生里成为永难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