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裤子差点毁在这部电影上了。
电影上映前上就诸多言之有物的差评,今天亲身看完电影的感觉,所言非虚!!
比起八佰这个题材,我本人对管虎导演的个人能力怀疑更大。他历来把电影拍得疯疯癫癫,又喜欢滥用象征和隐喻去掩盖一些不敢公开示人的价值观点,关键在于每部电影都假高潮,文本也不好看。
今天看八佰,前半部分尽管战争场面明显不符合历史(双方军队的纪律性都好差,战术都好蠢),剧情也不符合逻辑,价值观也令人欲言又止,然后就对那种德械审美、咆哮式治军硬吹……我都还算坐得住。
接下来到了黄晓明饰演的党国上峰来对谢晋元劝晓以“理”那段——我就记了个印象。好像说的是,这场战就是被日本人揍了躺地上撒娇,演戏给帝国主义爸爸们看的,期望帝国主义爸爸们看到别人家孩子打我屁股多疼,生气了去骂他的爹妈;结果现在欧爹美妈自己闹脾气,没人管我们了,演不下去了,要逃到割让给洋爹妈的租界去“保留些种子”,“让那些杂牌军断后吧”。
我心说哎哟,管虎让人意外啊,这段台词不把光头党的底裤都给扒了吗??难道前面铺垫那么多,是为了最后反转来个大批判?这按新中国后的价值观,谢晋元要不憋出一个临阵抗命誓死不撤,这个“孤军唤醒国人”的大牛皮怎么圆得回去?
本来这个尿点我已经憋了一瓶可乐的尿了,反倒是坐了下来。眼看剧情就要到最后的高潮,最后的决战了,我 倒要看看管虎怎么才能把剧情圆回来!!
结果最后的剧情原来是,谢晋元对着他刚下令洗过断头澡的这几百名士兵,一顿训话猛如虎,大意就是真的要 “成建制、整齐”地撤离到租界了!!而且还真的让杂牌兵断后了!!!
然后整个剧情的高潮就是,在杂牌兵和伤兵们挺胸抬头走出去送死(???)的同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德械精锐,丢下尸体和伤兵,用德械吹最喜爱的整齐划一的号令,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面对对岸无数平民殷切的目光,不顾伤亡,集体冲向租界的大桥!!!
租界的大桥 ??
???????????????????
我靠管虎原来是这么给溃逃洗地的啊?!!原来根本就不洗啊?!!直接就放礼炮“转进”了啊!!!!!
看到电影最高潮的那一幕,一群弓腰如猛虎的德械精锐,在营长的一声“冲啊”的大吼下起身狂奔,我一瞬间产生幻觉还以为是吹响了反攻上甘岭的号角了——现实却是喊着 “不要恋战”、“不要回头”,面对着自己的人民,背对着屠杀自己的敌军,想逃到别的帝国主义爸爸从你中国抢走的地盘里逃命??
我特么————————差一点就把尿给气出来了!!
查一查这是75年台湾版八佰设计的虚假桥段,国民党那些窝囊废一辈子都在给帝国主义爸爸演戏,一辈子都转进,拍出这种剧情来他们还自觉心安理得。你管虎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人,居然连这陈年老屎都吃得下去??
即便吃的下去,问题在于这个结局也把整个电影的逻辑毁了啊!管虎你处心积虑编了那么多剧情,编出了一堆被孤军感动的皮条客、戏子、妓女、青帮、赌场黑帮、外国记者甚至还有汉奸双面间谍……只为了圆一个国民党吹了几十年的谎:孤军奋战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情绪、最终获取抗战胜利……
但电影中谢晋元 “冒着敌人的炮火,撤退,撤退”的理由是 “保护德械种子”,那这些 “德械种子”后来在租界下场如何?谢晋元本人下场如何??保家卫国的军人从战场上丢下死者和伤兵逃走,面对自己的老百姓,背上受敌人的伤,宁愿受如此奇耻大辱……换来在祖国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强占的土地上,最后手中没有武器被敌人俘虏、奴役???给管虎这么一演本来颇有气节的孤军就纯粹是贪生怕死的军人败类了啊??
至于管虎花掉好几成笔墨,着重描写的那些被孤军感动的青帮、黑社会——他们几成在四一二沾过烈士的鲜血,又有几成在上海沦陷于日寇时甘心做了汉奸?
而管虎导筒里那些被孤军所感动的列强爸爸们,什么泪流满面拍摄战局的洋记者,气愤至极向日军方向开枪的租界士兵——日军统治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干嘛?孤军被交给日军时他们在干嘛?
电影结束了,一个大镜头从战火后的四行仓库直接变成了今天金碧辉煌的上海滩头景象,可管虎这部电影中 “演戏给帝国主义爸爸看”、“转进到老百姓中去”的历史逻辑,和今日上海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恐怕只有在台湾天天演习 “飞机撤退”、“地堡逃亡”、“军力保全”,以求支撑过两星期获得美国爸爸 “调停” 的那帮货色,才可能对管虎八佰的历史逻辑投来会心一笑吧(然后转过背去继续骂死一个少一个)??还说不是跪舔金马奖?
真是气死人了!!下次再要去看网上差评如潮的电影以身犯险,一定要不喝水!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撰文 | 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
“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
“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
“(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
“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
“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永别了。”
“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走上去……”
“喂!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
“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
“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
“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
“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
“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
“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
“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
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
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
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
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
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
老兵回忆
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
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
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
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
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
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
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
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
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
见证者:
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
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
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
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原定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后因“技术原因”取消的《八佰》,终于在我们听了一年故事后,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那一天,宣布了上映档期,不知道是该感叹“天道轮回”,还是感谢这一年来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由于影片还未公映,我们对于其内容所知甚少,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而今天——8月13日,就是“淞沪会战”开战纪念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战幕。
现在我们既是为在看影片之前了解一下影片的背景,也是为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那段历史,来重温一下“淞沪会战”。
战争
这里所指的“淞沪会战”是指“第二次淞沪会战”或者叫“八一三淞沪会战”。(此前在1931年1月28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称作“第一次淞沪会战”或者“一二八淞沪会战”)日本教科书把它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
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终止于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月,中国方面投入148个师、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死伤30万人;日本方面投入8个师团、2个旅团共计20万余人,死伤4万余人。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穿透华北,8月上旬兵峰直指上海,叫嚣“三月亡华”。
中国军民抗战声强烈,特别是作为蒋公嫡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请战欲望强烈。
陈诚将军献策要把战争走向“从北往南”变成“从东向西”。中国地势“东低西高”,在历史上“从东往西”打的战争未有胜迹,石达开辈皆是例子。
然而上海并非理想战场,因为日本海军非常强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上海临近江、海,在上海开战,中国军队就可能面临强大的日军舰炮、舰载飞机的威胁。
于是中国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布下二道钢筋混凝土军事防线——吴福线、锡澄线。
然而蒋公决意在上海打这场战役,理由是以当时中日两军的实力,在任何地方作战,中国军队要赢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中国军队必需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无疑上海作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城市,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于是中国军队迅速向上海集结。12日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中国军人了。13日中国空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进攻。14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精锐的德械师87师、88师开始主动出击日军。
日军迅速做出反应,战况激烈,一个小据点一天双方易手可达十数次。
军队
23日以后日军精锐援军到沪。中国军队策略开始从进攻变为防御。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都不断增兵。
中国军队精锐尽出。三个王牌的德械师、陈诚的土木系……各地方系也都派出最能打的队伍投入战斗。
桂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钢军”的第7军,并最终把二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在上海。
粤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铁军”的第4军,北伐时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出自这部队,并最终把一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给了这场战争。
数月前还因西安事变和中央军兵戎相见的东北军也来了,和当时的对手并肩作战,其最精锐的第67军也把他们的军长永远留在了上海。
………………
战场
淞沪会战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战争只能在苏州河北岸的华人界打,人们纷纷涌向苏州河南岸观战,它从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很少见的有实时现场观众的战斗。
这样也就涌现了很多故事:有四行仓库保卫战时,女童子军杨惠敏横渡苏州河送国旗这样感人故事;也有陈诚将军后来回忆录里面写的遍地是汉奸,日机在空中飞过时,总有人在下面用镜子反射引路的尴尬故事;也有中日双方的败军只要缴械退入租界就能获得暂时安全的让人无限感慨的故事。
战况
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冯玉祥将军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个杂牌师上去顶4个小时;一个精锐师上去顶8个小时到一、二天;三个德械师或出自陈诚土木系的超强师上去可以顶一周。
这场会战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
88师264旅阵亡一千多名官兵,旅长黄梅兴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8月14日,身先士卒,被一片弹片击中腹部阵亡,是战争中第一个捐躯的高级将领。
罗甸争夺战,双方你来我往打成拉锯战,其程度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最激烈的战斗,第67师201旅,蔡炳炎旅长高喊:“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尊。”全旅阵亡。
宝山保卫战,姚子青营长率第98师292旅583团3营500将士奋战七天,仅1人生还,最后姚子青率最后的二十多名战士和日军浴血肉搏,最终全体壮烈殉国,赢得对手尊重,日军安葬了他们的尸体,列队鸣枪致敬。这一部分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捍卫者》。
四行仓库保卫战,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四百多名壮士,号称“八百壮士”……这大概就是电影《八佰》表现的故事.
………………
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是蒋公嫡系的黄埔师生。在战争结束时,胡宗南致信戴笠哀叹说黄埔系损失惨重。
战果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败退告终,然而中国军人虽败犹荣,历时三月的抗击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三月亡华”的妄言破产。
日军此前迅速的穿透华北的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有局部战争的意味,通过“淞沪会战”抗战变成全民抗战。
战争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抗战到底的坚决,让人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可以说“淞沪会战”是中日决战的开幕式,是烈士们用鲜血、用生命感召了世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在八年后——1945年8月15日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添加微信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下文含有一定程度剧透,慎读)
8月14日起,电影《八佰》开启了大规模点映。作为中国历史上制作规模最大(制作经费高达五亿人民币)的战争片之一,同时也是疫情之后上映的第一个(国产)大片,《八佰》对于恢复观众信心、激活整个电影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尤其是在去年的审查风波之下,《八佰》到底如何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让原本就十分饥渴、期待报复性观影的观众更加容易走进影院:人们不禁猜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会遭遇如此长时间的撤档、修改和翻新?最后结果如何?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创作者的初衷和本意,收获应有的震撼和感动?
这种叠加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观众的胃口基本已经被吊到最高,笔者参加的点映场座无虚席,50%的上座率几乎被撑爆。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点映效果究竟如何,还是有待观察:截至发稿前为止,《八佰》在豆瓣评分人数超过4万,评分为8.1,而这个分数比起两年之前的《我不是药神》还远远不能算是“优秀”,后者的豆瓣评分至今维持在9.0,已经成为华语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点映之后,网络上也流出了各种各样其他版本的评价:上影节的160分钟版、内部放映黑白版,看过这些版本的群体开始凭着记忆开始补足情节、对比史实,探讨审查到底对影片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更加完善的版本……
毫无疑问,《八佰》在全国各地上映之后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毕竟,影院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场域,人们走进它,为的就是在黑暗中收获一些别处不曾有过的见识,只有当泪水和感动经过公共的考验和洗礼,才会变得更加纯粹。正因如此,我们也决定尽可能排除干扰项,相信就片论片,眼见为实。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所有观众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关于电影本身的东西;我们想看看这部电影在何种程度上值得去看,又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影片《八佰》集中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四天四夜的壮举。电影以逃兵视角展开,逐渐深入到四行仓库之内,游走于苏州河两岸,试图以群像的方式来呈现“八百壮士”内部的转变及对周边的影响。可以说,《八佰》的野心主要就体现在对人物的叙写上:全片主要人物将近20个,次要人物更是不可胜数,每个人各有其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动机,用力又几乎平摊,最终的效果是人物总体光谱极度丰富,但人物个体弧光不够完整。每个角色从结构上看都是连续的,心理上看却是断裂的,这表明问题不在于剪辑,而在于剧本本身。全片最精彩、完整的人物即是欧豪饰演的端午,从普通的农民,到被迫入伍,到受到感召,再到最后英勇护旗壮烈牺牲,人物的发展遵循一套好莱坞式的经典人物发展逻辑,线索完成度较高,较为有效地传达出一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除了端午之外,其他逃兵角色就显得较为乏善可陈了:“战神”王千源除了帅痞以外并无明显发展、“老铁”姜武状态回归《让子弹飞》未能获得人物塑造的新突破,两人的“摸胸”段落可谓低俗,这种无谓的前现代角色阐释(虽然可能“真实”)已经很难让目前的观众买账;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后段几乎完全消失,然后又以乾坤大挪移的方式出现在租界街头,沦为幽灵,其怯懦本身值得理解,不予展现则属问题。总体来看,逃兵各有各丑、区分度很高,从这个角度上说,以逃兵视角引入故事虽然来自某种程度的妥协或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但从结果来看,这种方式又不失为一个高招,使得影片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高大全”,而开始真正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仍未摆脱脸谱化倾向,个体表现(从剧本到表演)普遍还比较粗糙。
不过,值得一提的反倒是辛柏青饰演的《申报》摄影记者方兴文,这一形象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汉奸”,而以信息贩子的面目出现在战场之上:为了生存下去,他向日本人和西方人兜售军情,直至最后信守承诺,意外成为“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整体呈现较为完整复杂,这有赖于演员的演技,也与编剧对角色的创见密不可分。以方兴文为代表的租界众生相群体呈现出上海社会的一个普遍样态: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纷纷受到鼓舞应援甚至加入“八百壮士”,直到最后翻越铁丝护网救援撤退勇士,影片对租界众生相显然是精心设计的。
然而,这种众生相与四行仓库中的“八百壮士”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整体完备,个体阙如;似乎是“社会性的”,但又缺乏内在的肌理,其展现更多地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炫耀和堆砌。以刘晓庆饰演的蓉姐为例,我们全程几乎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似乎给人以神秘之感,但具体为何神秘?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惊讶于赌场内部富有异国情调的装帧陈设,但角色本身却是一个空壳般的存在,至于赌场和蓉姐在租界当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影片更予忽略,而这也就直接导致蓉姐冲出赌场贡献吗啡的高潮段落缺乏应有的感召力: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是她成为高潮的一部分,而不是京剧班子?同样给人如此疑惑的还有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当他提到以谢晋元为首的“八佰壮士”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并为之留下一滴热泪,我们不禁思考,一个自称“代表国民政府”,其后又“只代表个人想法”的西装革履的特派员,到底有何资格成为整部影片的代言人,一字一顿地宣读出主旨画外音——“你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不得不说,《八佰》模糊的样貌有时让人十分疑惑,以至于每当探讨到一个问题,指出其仍待完善之处,我们又不得不开始着手为其进行辩护。影片的深刻矛盾在于,它既试图取消个人英雄主义,呈现完整人物光谱,表现抗日战争的“人民性”,又呈现出一种缺乏群像塑造能力的状态;既将战役定义为“政治的”,又无时无刻不想取消其政治性;既是一种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又极其明显地述说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当学生朗读一名军官的家书,说要“把旗帜插上富士山”,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既想让人民抵抗侵略,又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无法让国民党军队获得成功,只能实现某种“战略撤退”,而这种撤退又实在没法像《敦刻尔克》一样“理直气壮”。影片给到一个无力的结尾,而这恰恰又和影片结构本身试图导向的结局背道而驰……公允地说,《八佰》虽然呈现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战争题材电影并不相同的面貌,但恐怕并不属于“创造”;我们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撕裂,它表征着中国历史叙述的困境,表明了当代语境下我们仍然无法正视某些问题,表明我们仍未走出历史的尘埃。
影片对一些意象和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是有效的,比如白马、京剧、皮影戏,都承担了重要的结构和叙事功能。也许是作为中国院线电影的必要构成,类似审美趣味让影片更容易接近普罗大众,更能理解想要表达意图,但这些意象和元素的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白马前期数次出现意义不大,只在谢晋元与日方将领会面时发挥了短暂的作用,其后又彻底消失;小湖北的京剧想象则显得较为突兀、过于直给,其出现是否能为鲜血淋漓的现实增添一丝浪漫色彩,令人有所略有怀疑——尤其是在特效较为宜人的前提下。应该承认,《八佰》代表了目前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最高的工业水准,然而在工业细节和质感上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如影片对上海租界夜景的还原似乎更多出于现代人对遥远过去的想象,远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影片对场面调度的控制也与国际水准有一定距离。不过,作为亚洲首部全程使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八佰》仍有理由被视为一个不错的开始。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
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推开客厅那扇朝北的窗,我能看见一座白色的大型公路桥。写稿累了的时候,我喜欢盯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偶尔,也会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开车从这座桥上疾驰而过,这时总有一些货船悄无声息地从桥底下钻过去,驶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如果不是一部电影《八佰》,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大桥下这条叫蕴藻浜的河,曾经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它在片中唯一一次被提到,是从王千源饰演的羊拐嘴里:“在蕴藻浜时,日本兵就是这样杀人的。”
查阅这段历史,每每找到一个蕴藻浜战斗的发生地,发现它距离自己的坐标仅有2公里或3公里时,内心就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电影里那些血腥的肉搏战,此刻正真实地在眼前上演。不,现实的残酷又岂止是电影所能比拟,这些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地发生在四周鳞次栉比的小区绿地上。只是若干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农田。
一直绵延至长江入海口的蕴藻浜,并未拖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大场失守后,国军被迫退守苏州河北岸。为掩护主力部队西撤,中央下令让88师的一个加强营进入四行仓库。对外宣称这是“五二四团”,而彼时的指挥官谢晋元也只是团附,并非团长。谢晋元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当他带着400多名战士抱着必死之心加固防线时,他们会在未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历史课本里的“八百壮士”。
其实,在翻开历史课本前,我便早已耳闻谢晋元的大名,这又是一段绕不开的真实经历。小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出门都能路过一所叫“晋元中学”的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所中学正是为纪念谢晋元而冠名的,校园里还有一尊谢晋元的铜像。从那以后,每每看到校门口走出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的眼神中都会暗暗掺杂一丝敬佩。我也会偷偷观察他们的眼神,是不是都如传说中的八百壮士那般勇敢坚毅。
而事实上,所谓的“勇敢坚毅”只不过是后人粉饰下的一种刻板印象。在管虎的电影《八佰》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军人怯懦的一面。从一开头,就不断有“逃兵”被就地正法。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将近三个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已然军心涣散,无心恋战,上海的失守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这点在那几个被临时编入88师的“散兵游勇”面前尤为明显:湖北保安团的哥俩,一个之所以来打仗,竟然只是想看一眼繁华的大上海,另一个还是小毛孩;姜武饰演的东北兵老铁,曾经跟过“张大帅”,照理说应该身经百战,却成为羊拐口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瓜怂”;至于张译饰演的浙江保安团“老算盘”,更是一门心思打算逃命。他根本不想上阵杀敌,舍生取义,只想在乱世中苟安下来。
苏州河以北的士兵厌战,苏州河以南的人民看戏。从难民疯狂地涌入租界区开始,我们便看到了一个硝烟滚滚下依然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来到这里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隔岸观火。不管帮会大佬还是上流贵妇,望远镜不离手的中产阶级,还是卖包子的个体户和跑腿的小报童,每个人都以自身视角来观摩这出惨烈的大戏。和对岸的士兵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更加不抱以希望。只不过,有些人为对岸的枪声牵肠挂肚,有些人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经常看到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这些厌战的士兵和看戏的人民身上,我们似乎见证了一个国家正在崩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去苛责这些“苟且偷生”的国人呢?无论他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首先是一个人,一条有血有肉的生命。任何有生命的物种,求生永远都是他的第一选择。所以,管虎并没有像很多俗套的电影那样,将“老算盘”强行洗白或反转。相反,他却始终维持了这个形象的人设。使得他的贪生怕死,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这才是在残酷的大时代无情碾压下,一个小人物所能做出的某种抗争。
然而,即便一个置身事外的中国人,在目睹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一次次顽强地阻击日军后,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改变。特别是当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如怒海中的波涛一样拍打着心脏,可以是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可以是一种中华民族不会亡的信念。这一幕来源于真实历史,它释放出的凝聚力坚不可摧,将那些看热闹的人民和四行仓库的守军紧紧联结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可以在租界区明哲保身,却偏偏有人愿意冒着必死的决心去运送电话线圈。
毫无疑问,贪生怕死固然是战争下的一种人性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视死如归也是。每个人都有热血涌上大脑的一瞬间,之后他可能会后悔,但谁也无法阻止他藐视死神的那个当下。这是他人生中最鲁莽的一个时刻,也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信念这东西,没有人能称得出它到底值多少斤两。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的陈树生,绑着炸药包跳进了日军的阵地里……轰隆一声,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八百壮士血战到底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理解谢团副的那句话:“对面是人间,而这里是坟墓。”这里也确实是坟墓,不是中国人的,就是日本人的。
只有几十米宽的苏州河,成为阻隔阴阳两地的冥河。断垣残壁和纸醉金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这一切的源头,是国民政府错误地判断了英美方面的态度。他们执意发动淞沪会战,将毫无防御力的上海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海军的大炮巨舰面前。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出戏。演员的道具是一身血肉,导演和看客麻木不仁地坐视这场戏坠落深渊。直到曲终人散,四行仓库成为最后一幕戏的拍摄地,八百壮士则是最后一批演员。没有一颗炮弹落在租界区,这场戏确实也赚取了很好的口碑。然而,一切还是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中国被拖进八年抗战的深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硝烟弥漫的战场,人类即将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管虎的高明在于,他将这种“看戏”的处理方式,贯穿于戏里戏外。电影里的人在看戏,看电影的人更是在看戏。它的悲剧性早已注定,因为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但这确实给了导演不少灵感,比如在租界区设置一座戏台,用长坂坡这场戏来比喻四行仓库保卫战,祈愿谢晋元他们化身为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曹营。而那匹漂亮的白马,更是成为小湖北心中的一种希望。它狂放不羁,自由穿梭于苏州河南北岸,是唯一一个能在人间和坟墓之间游走的生灵。最终,欧豪饰演的端午骑上了这匹白马,化身为小湖北眼中的“常山赵子龙”。
10年前,我带一位朋友去看苏州河。他因为贾宏声和周迅的那部电影,执意要来上海看看这条河。我们沿着河堤,走进了北苏州路一家咖啡馆。早已忘了当时点的什么咖啡,但却永远忘不了出门一刻的震惊。在我们的右手边,一座百孔千疮的巨大建筑浮现开来,“四行仓库”四个大字如咒语一般镶悬在最醒目的地方。
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党卫军上校面对幽灵一般的瓦尔特,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是该再来一次旧地重游了。我会带上家人,像80多年前站在苏州河南岸的人那般,遥望着四行仓库,缓缓对他们说:“看,这座仓库,它——就是八百壮士。”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
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
浙军:6师
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
鄂军:13师、79师、167师
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
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
豫军:40师、45师
鲁军:51师、58师、独45旅
皖军:44师、56师
闽军:52师
苏军:55师、57师
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
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
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
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
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这是一种表演吗?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我的评分是因为电影上映的不易,本身的虎头蛇尾和人物标签化就不论了。说点史实,“八百壮士”,百分之八十是湖北人,其中,通县县一百多人。多要感谢八十年代修县志,编辑部的张祥麟,挖出这一段历史。“小湖北”的原型应是万连卿,原是当地共产儿童团团长,被捕时因年幼保住一条命,后补充兵源去上海,成了谢晋元的卫兵。孤军营被破后,被日军押往南京做劳工,42年逃脱,编入远征军入缅。解放后,被送去新疆改造,79年特赦获释。释放前,遇到通城县公社在新疆推销茶叶,一听乡音,瞬即老泪纵横。
五星红旗上也有他们的血
陈可辛都拍不出这么做作的电影,明明煽情得要死还要搞出一副纪录片的质感,后半段整个崩掉,生怕观众get不到还要派黄晓明出来说教点题。有几个战斗场面本来拍得还行,但都抵不过杜淳那出戏的假方言。
杜淳模仿的广东口音太散装了😂
太惨烈,太惨烈,太惨烈。
带着一片空白去看,全程目瞪口呆。或许是太久没看国产战争片了,看完这部,就像片中姜武抽的那口烟,舒坦!苏州河南北两岸,一边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另一边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地上是战火横飞、天上是围观看戏。1937年的淞沪会战,太多的故事说不完。“孩儿不孝…娘,俺走了…” 陈树生绑炸药跳楼的群戏,没忍住直接老泪纵横。久违的口号“弟兄们,来生再见”、简短的一句“送你一程”都荡气回肠,战争片拍出了江湖气。而乱世中飞奔的白马,一骑绝尘,是对生的希望。幻想中的戎装战马,千钧一发,是对明天最后的向往。“活着就是胜利” 电影最后一个镜头,从四行仓库拉伸镜头,到现代的都市上海,电影内外,这都是最好的结局。
管虎拍的不止是一部商业战争大片,还是一部历史反思之作。突出了一岸之隔、地狱天堂的戏剧性和残酷性。一场战争沦为了当局的表演秀,但那些销蚀的血肉、被辜负的感情都是真实发生的。电影没有刻意渲染牺牲,没有升华善恶轮回人性救赎,直面生死,宏阔壮烈。摄影、美术在国产电影里都是最高水准,中青代演员群戏精彩。希望《八佰》能扛起电影市场复兴的大旗。
二刷。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质感很好,服化道什么,以及整体气场,可能数年内国产战争片超越不了,既然给过《血战钢锯岭》四星,没有理由不给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样的分数。
讲述淞沪会战末期,谢晋元所率524团第一营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影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华夏热血儿郎的家国情怀!何香凝先生的一句“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印象最为深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爱我中华!
1917 > 800
三星半,江分两岸,这边隔岸看戏,那边隔岸观火,四行仓库保卫战就是一场供看客们“围观”的战役。战斗场面着实突破,南腔北调的众演员也提供了很好的群戏。但导演迷失在符号堆砌中,马的意向用太多,还加了赵子龙……不及《老炮儿》的鸵鸟有那股灵气劲儿。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视角必然受限,当然还有民众的视角也有缺失(只有观望和觉醒了),与台版《八百壮士》对照观看效果会更佳。
和删不删减没关系,创作者就没明白是想拍大时代小人物,还是小人物大时代。对岸民众拍得更可笑
有幸看了原版,那时疫情还没出现,世界还是原本的样子,但风暴很快来临,让电影耽搁很久。《八佰》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故意去彰显震撼却收获振聋发聩的效果,它用收束写磅礴,用胆怯写勇敢,用恐惧写悲壮,用不知所措写义无反顾。那些兵里有痞子、混子、油子,但最终他们都成了战士。那群人守护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有关于尊严和意义,其实这早就超越了某些区隔与冲突,在这样普遍的精神感召之下,如果说非要讨论守护,那他们护的就是人性尊严的旗帜。我们在生死硝烟里看见的是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是具体的恐惧与希冀。《八佰》在中国战争片里是绝对重要的,无论技术还是意识,它所引发的电影外的讨论也会成为时间的注脚和底稿。
摄影、视觉效果、场面调度是一流,但立意和内核是不入流。孙元良带领国军全部撤离上海,只留下420人保卫四行仓库,而且贪污了26万用于修筑防御工事的钱。人又少,又没钱,能打得不惨吗?打得惨,国军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本质是国军用这420人证明国军“还在坚守”,用卖惨祈求国际的介入。八百只是他们的棋子,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新闻讲究真实、准确、公正、全面、客观,拍真实事件的电影也一样。本片着重拍八百保卫四行仓库,对国军高层的昏庸腐败却一笔带过,这是片面,是断章取义。拍一部不交代时代背景的战争片毫无意义,我们不仅要知道他们打了一仗,更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更要知道这场战役背后的故事。张译从头到尾都是逃兵,没有任何成长。姜武和王千源的台词可以写得更高级。升旗很悲壮,但不符合史实。
怎么说呢,不管你抱着何种期待去看这部,都会觉得还欠一点。给它高分有点不甘,给它恶评于心不忍,“苦劳”电影。
就像片名一样,佰。还是将核心置于个体,这也是最喜欢的一点。一群普通小人物的个人战争史,以及他们的觉醒。其中的血性,也是由之激发出来的。所以,才会更被郑凯那段感动。
比较感人的是 大喊自己名字然后跳楼自曝那段 我哭的稀里哗啦,结尾感觉有点草率,老算盘不知所踪
2020年我看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即影院电影。时隔一年重新坐到影院,才深切感受到电影特殊之处在于影院环境,当灯一齐熄灭,荧幕亮起,在黑暗中目光灼灼地看着从背后投射到荧幕上的光,与古老洞穴里的人们或许产生相似的感受。我觉得是近年来不错的抗日题材电影,虽然在群像塑造上没有把控好,但在拓宽了人性和道德光谱上的讨论,可供解读的空间还算不错的了。
天堂与地狱只隔一条河,阵地与坟墓同在一座桥,壮士与伶人只差一层皮,怂包与英雄同扛一面旗。南岸有不恨国亡的商女,北岸是壮士许国的男儿,那边有粉墨登场的关羽,这边是七进七出的赵云。四百壮士用血肉唤四万万民众觉醒,五十三米河岸当幕布为租界万国表演。硝烟后,白马尚在,旗帜未倒,英雄不老。
好的地方不少,管虎耍起行活来还是很扎实,在第六代导演中他大概是最具类型片思维的一位,镜头游走、配乐卡点都颇为讲究,片中那些爆破戏、枪战戏以及对兄弟情(战友情)的呈现,一点不比陈木胜、林超贤、陈德森这批久经沙场的香港导演差。结尾撤退戏看哭周围不少观众,这场戏带来的紧张和感动大概不输《敦刻尔克》结尾渔民集体开船救援英军的情节。当然,战争片的一些通病也有,前半段明显剪得有些碎(自然也与删减有关),而且角色视点过多基本也是国产战争片老毛病,华谊大概是把自家明星能塞的全塞进去了。护旗桥段删得令人惋惜,其余几处删减也挺明显的,虽说就目前版本来讲完成度已经很高,但作为观众谁又不更倾向于看到代表导演诉求而非政治立场的完整版呢,终归还是怀有遗憾。最后,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参与这部片台前幕后的人员都是值得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