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2014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1890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在那个被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他死也不知道那个割耳朵的年代被后人津津乐道为黄金艺术。死前给弟弟的信里写到：“亲爱的弟弟，谢谢你寄来的贴心的信和五十法郎。你生活顺利，比什么都好……你过去在许多幅画上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伙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他把50法郎写进这么重要的信里，可见当时的落魄，他不知道他的一副《自画像》后来拍出7150万美元的价格！多么讽刺的黄金时代，后人命名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黄金。那个时代都是文豪，现代人都是土豪。

  当时的艺术家没有闪烁的黄金只有悲凉的时代！

  同样是画家，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与梵高经历相似的人名叫高更，他最终疾病缠身死在孤岛上。关于高更，先请大家幻想一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每天吃饭、睡觉、上班、结婚生子的平常人，这种人平常不出风头，不冒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为了理想，放弃家庭，放弃婚姻，放弃安稳的工作，去远方流浪，去追求理想，去画画。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在论坛里发帖子搏关注圈粉丝。他是真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画画去了，他的名字叫高更，并且还找到了当时更加苦逼的梵高，由于两人对艺术的分歧，大吵特吵，梵高这个二逼拿着刀子威胁高更：他妈的画画不仅仅只有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还有我独有的梵高体！高更说：你太自大了，你一个人就想单独立一个派系，怎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坚持，梵高说：你信不信我割了自己的耳朵，你信不信梵高体！高更说：我不信。梵高一刀割了自己的耳朵，血，射了高更一脸。两人就闹翻了，后来梵高还把自己的耳朵拿到纹身店纹了“梵高体”三个字证明自己艺术正确。高更伤心的离开了梵高，他心想老子放弃家庭放弃事业跑来跟你约会，本以为同病相怜，没想到艺术相轻。你跟我玩自残，别以为我会为你自宫。带着满腔的怨恨，最终疾病缠身，死于孤岛。

  后来作家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一句“满世界的金钱，我却抬头看月亮”道尽了高更曲折的一身。

  黄金时代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

  说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手淫日记：

  “昨天手淫，3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几乎全没有欲望上得要求。以前我总是想象着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
1914年9月3日”

  “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是，我是否会达到目标？！欲望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今天又手淫了。
1914年9月6日”

  “今天我与某种沮丧的情绪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手淫了，最后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1914年10月13日”

  “平静的一夜。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干了很少一点体力活，但是正因如此做了许多精神上的工作。
1914年10月16日”

  “那个打破僵局的思想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昨天和今天手淫了。1914年10月8日”

”我不得不经常生气，生病，消耗我的内在的精力。又过得非常欲望了，几乎每天都手淫：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915年2月18日

  “有欲望上的需求，现在几乎没有进行我的工作的机会。”
1915年2月9日

  “非常兴奋。每天都手淫。”
1915年4月17日

  “最近几周睡觉不安稳。我总是梦到执勤。这些梦总是使我处于惊醒的边缘。在最近两个月只手淫3次。我周围的人事与愿违地令我厌恶。”
1916年5月29日

  你们这些看AV的都弱爆了，看看哲学家在那个资源荒凉的年代是靠什么撸的，是靠意识！根本就不用手！用意识就可以让自己高潮！好吧，玩笑归玩笑，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艺术是一件孤独的单人旅程，他的浪漫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浪漫！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作家是得前列腺癌去世的，我要谢谢他，他狠狠的坚固了我戒撸的决心。

  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我很喜欢他，我说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不是男孩泡女孩说的那种喜欢，只要我说我喜欢某个作家的时候，在吐出“喜欢”两个字之前，我是考虑了五秒钟的，我的良心会为这“喜欢”两个字负责。如果某天我对哪个女孩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如果语速过快，请不要相信我，我在约炮。

 《 双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是解释黄金时代的，只是单独提炼出来完全就是对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

  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这个作家发出如此悲伤的感叹，不得不提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流韵事：狄更斯有两个初恋，看清楚，是两个，两个初恋！后来还有三姐妹妻子，看清楚，是三姐妹妻子！这还不算什么，他当年曾为一众沦落风尘的女子筹办收容所，让当地的妓女、女小偷和女流浪者入住，希望藉此改造这些“堕落天使”，令她们获得新生。让她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过一叠过去从未被披露过的信件却指出，这位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原来对收容所的女子有“特别的兴趣”，被政府调查。他出资办的是“女子收容所”，你看这家伙多偏心，孤儿都不收，只收女子，大小老少女子。爆陈冠希李宗瑞于万里之外，人家玩的是女子收容所！

  狄更斯是个前卫的家伙，他早就料到了后人这帮傻逼会把他们糟糕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知道人们对文学抱有浪漫的幻想，他很清醒，这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能上一个算一个。

  作家们的孤独是变态的孤独，他可以撸一万次撸出个前列腺癌。因为他知道，就算不撸，你办个女子收容所也无法填充孤独。

  大家都读过《福楼拜的星期天》吧，莫泊桑先生是这样折磨自己的：一生与多种女人有染，与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都发生过关系，他占有过这么一大堆尤物，最后因梅毒加上精神病去世，年仅43岁。我梦见过他去世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做.爱了，他躺在床上捂着裤裆，发挥毕生的想象力都没能让自己硬起来，于是，他就这样悲伤的气死了。


  那位写出《老人与海》的作家，如果你未曾体验过，你永远不会明白海明威为何同意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

  三毛用丝袜上吊（这是其中一个版本）……生得潇洒，死得性感。

  阳朔、老舍被文.革迫害自杀。

  每个年代的文艺在当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艺术家们所在的年份里永远都是数不尽的制度纠缠，孤独、疯魔、死亡。可敬的是他们留给后人一个传奇人生，我们称他为黄金时代。

  这部电影称那个年代叫做黄金时代，我想说：看标题。

  电影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文人爱情故事。看剧照就知道很浪漫吧。 黄金时代并不是一副欣欣向荣天天向上的景象，它不像油画那样色灿斑斓，不像黑白照片那样经典唯美。那个时代充满文人相轻，艺术相搏的头脑战争。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胡适在台上演讲文学是否应该进化为白话文的讨论，整场充满火药味，当然，那只是冰山一角。鲁迅与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笔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已经在地球表面点燃了战火，鲁迅笔战的文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谁对谁错我不评价，只想点评鲁迅一句：他是在那个年代里站着把钱挣了的人。还有苦逼的王小波，他是在那个制度里夹缝生存的智者。

  那些时代也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爱情，只有数不尽的青楼和妓女。文艺是孤独的，他们唯一安慰自己的只有“嫖”。

  唐宋元明清，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不爱嫖，苏轼、白居易、杜牧、柳永、欧阳修个个深藏绝技，人家在床上的姿势都是讲究韵律的。更别说民国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了，胡适、徐志摩哪个不嫖。现在的大V门不嫖吗，他们换了个名字叫“潜”。

  胡适老先生最大方最伟大的，是不仅自己嫖，还带朋友一起嫖；不仅在外面嫖，还叫到家里嫖；不仅嫖，还搞研究，简直可谓以考察窑子为己任。

  胡适这样解释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作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 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
——《毛选》第四卷第134页

  就在我们生存的网络时代，王朔刘震云当编剧闷声赚大钱，一部电影比一部骂得惨，给读者们留下一种晚节不保的危险状态。莫言更是拿奖之后反而被骂的口沫横飞，论坛里各种调戏他的段子反而把他拉下神坛。新一代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等完全被娱乐化，关于郭敬明身高的段子都可以出版一本笑话书了，韩寒代笔的讨论可以写出十篇论文了……。

  也许五十年后，韩寒又带领了一个黄金时代，郭敬明至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琼瑶。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在我看来至少当下的时代是算不上黄金时代吧，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默哀吧。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的怀念。不管你的周遭有多糟糕，当下才是最好的时代，毕竟一分一秒都与你擦肩而过。每一次痛苦的画面都刻进了短命的回忆里，多年以后，回眸一望，平凡的一生竟也有金黄的色彩。

   我昨天看了电影，一句话评论：像王菲一样活着，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不管生活在什么年代，环境有多么不幸，周遭的言论多么恶，这些都无关人生，淡然冷对千夫指，执着拳紧万自由，有一万种自由的方式，挑选自己最乐意的一种，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都无关世界，你挑选了生活，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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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选》第四卷第134页——————这句话是后人编出来黑当局的，我只是调侃一下，你们就去翻经书来反驳我，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低级黑而已么....

  另外，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文学圈并不是那么不堪，如果中国读书的人有变形金刚的票房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出几个“著名作家”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刘慈欣的《三体》，联合小说奇迹《九州幻想》，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活着》《悲观主义的花朵》今何在、张家玮什么的大家在豆瓣混其实应该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在论坛里混的太久，习惯了看见一部作品首先找漏洞，然后批判，吐槽，这样是不对滴！不要总琢磨着弄个大新闻把作者批判一番，没什么意义，一本好书自有他存在的价值，取自所需就好了。

  昆丁版影评——来自奇妙的王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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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看三个小时长电影，还是看《霍比特人》，音响效果和打斗场面轰轰烈烈，看完倒也没有觉得累，可是这部片看完，感觉都需要担架把我给抬出去了。大概还是太心塞，心理活动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身体机能了。

如果没有读过萧红的书就贸然来看片，恐怕会纳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拍悲惨的时代里这样一个悲惨的女子，整部电影的重点都不在她的才华，藏起了她的这个利器，你只会纳闷这从北到南的无尽漂泊是为了什么，这凄风苦雨的感情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朋友接纳她照顾她又是为了什么；想看美女的人也注定要失望，大银幕上的汤唯苍白失血的两颊满是痘痘和雀斑，她总是那么苦，开头是穿着脏而旧的棉袍棉鞋，打着两条小辫子，后来是穿着极为朴素的不显身材的旗袍。只有和端木在西安好起来的时候，因为端木是全剧里最布尔乔亚的一个，那时候的她穿着西装裙和高跟鞋，斜戴着窄边小红帽，是相当美妙的。郝蕾演的丁玲非常丑。田原演的白朗，袁泉演的梅志，也都非常不好看。想看三十年代的旖旎民国风情的观众，注定要失望，大银幕表现的是肮脏、敝旧、落魄的民国——那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民国。

原来编剧是李樯，这些肮脏敝旧的场面和人物，也都可以从这个源头去理解了。他写过的最好的人物，是《立春》里面，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里的唱高音的王彩玲，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面，肮脏的上海楼道里面闪过的小骗子潘知常，写这些有弱点的、善良的、滑稽的、失败的小人物，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萧红、萧军、端木他们，则在这些困苦、痛苦、在对普通生活的愚蠢和无能为力之上，有一个更为核心和宝贵的东西。“那一种东西”，很遗憾，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就更别说鲁迅了。这部电影里的王志文版的鲁迅实在太糟糕。一个扁平的、话剧体的、刻板印象里的鲁迅，他说着鲁迅书里的句子，一个字都不改的，非常非常拗口，非常非常别扭。抽烟啊，咳嗽啊，然后再像念话剧一样念出一句“鲁迅名人名言”，戴着慈祥的面具，完全是假人一样的鲁迅。

啊，对了，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糟糕的印象。里面很多人物都像是假人。好像他们说着“名人名言”，穿着旧衣服，知道自己“在装一个三十年代文化名人”。

回到萧红这个人本身，她两次怀着孕换情人，对小孩也完全没有感情，这肯定是要受人诟病的。可是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很强的母性，她没有也就没有吧，要怪就怪没有避孕套的时代太可怕。她其实一生都还是个小孩，渴爱，身边不能缺男人，感情也处理得不利落，永远需要人善后。她当时和萧军关系不好了，就从早到晚待在鲁迅家里，善良的鲁迅和许广平都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所以也许她31岁去世并不是早夭，因为那是一个31岁的孩子。有天才的，可爱的，也很残酷的孩子。

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



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

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

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

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

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