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1

武训传，用别人打一把换取一文钱，攒够了钱来办学校，为的就是不让穷苦人因为不识字而受人欺负！

他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接见……

一切似乎很美好。但赵丹这家伙的点睛之笔在最后10分钟。他问受到资助的孩子，你们为什么要读书？

学生眉飞色舞的说，要做官啊。不要当穷人！

武训发现，他想帮助穷苦人，资助他们来读书，变成了大官，同样回来会欺负穷人。

怎么会这样？这样搞没道理！我是在浪费生命吗？

说明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工具而已。不管贫富贵贱，都可以加以利用。

老农民当然不懂，意识形态权力是和政治权力平行的一种力量。

武训的初衷和结果完全不同。正像我们的政权建立也是这样。

本来是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没想到穷苦人做了官以后，就还是回头来欺负穷苦老百姓，失地失所。

中国式循环。

2

平天下，先以天下为可以公平。

内心欲望充炽，为人父母官，如何持平？

西方也一样，人民选出来的权力，才能做事。没有积极争取，就做不了事。

办学校，是致太平的途径，却不一定能致太平，致公平。

学问也与志向，变成了两件事。

明此，武训难题可解。

明理，中国可以摆平。

又回到鸡生蛋的问题：还是书读得太少！

《武训传》在1950年开拍前后一共对剧本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动属于艺术范畴。在采纳一些电影人的意见后，导演改“正剧”为“悲剧”。从成片来看，这次改动是非常合理的，悲剧色彩或曰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而且如导演所言，这一改动并未影响到电影的主题：“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的改动属于意识形态。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是这个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改动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员，听众则是新时代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员在片尾进行一番总结。“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头一尾的改动就像硬生生贴在正片上的广告。不过，以今之视角反观，尽管女教员的总结用的是典型的时代话语，其中有两句却实实在在点出了电影的死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全部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以至于我还没看到结尾时，脑海里就翻腾起了大大的问号：导演花这么大工夫来表现一位农民办教育的失败和另外一位农民搞暴动的失败，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动属于经济因素。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导演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于是孙瑜花了半个月时间添加了大量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恶绅们展开斗争。三，官僚们为了收揽人心，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其中将周大发展成与武训平行又交织的“一武一文”两条线，是源自郑君里的建议，这些补充的情节确实丰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没有拍成上下两集的要求，导演应该会在此基础上删减掉大量其他情节，使故事变得紧凑。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无论当年上映时，抑或今日得见后，拖沓且冗长的剧情成了不少观众对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长可谓本片的最大败笔。 交代清楚这三次改动，是为下文就导演塑造的武训（及周大）这个人物展开讨论作铺垫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写的短评：“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等两三个人）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这段话便是我对本片的全部评价，也无意在此展开。尽管平心而论，本片是有那么几处情节、那么几段表演、那么几句台词、那么几个场景、那么几条剪辑让人可圈可点，但这些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最要紧的灵魂缺失了。下面就来说道。 电影里讲了这样一位武训：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因家贫读书无门，只能以做苦力为生。在张举人（贯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却吃了不识字的亏，讨不着半分工钱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梦中得到启示，决心从此开始攒钱办义学，让天底下的穷孩子都读书。而初恋情人被迫自杀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通过乞讨、卖艺、做苦力攒下的第一笔钱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经过三十年攒下了可以办义学的钱后，他又通过下跪来求得乡绅支持、通过下跪请来私塾先生、通过下跪请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此后他继续攒钱办义学，不仅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乡绅、官僚的称道，最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立传的故事，武训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体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武训所处的正是晚清国门洞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那个为了寻求救国出路，举国上下都逐渐开始师夷长技办新学的时代，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 对于这样一个实质问题，片中有几场戏触及。 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娄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注意，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了句话里有话的话：“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绅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 另外一场戏，是义学里有个学生考了第一名，武训给他下跪表示感谢：“咱们穷人往后就全靠着你们啦。”之后武训让这个学生讲圣贤书给自己听，听到“学而优则仕”时，武训疑惑了：“穷人念好了书（应该）给穷人想办法。做官？做官那怎么办啊？” 可以说，武训的办学动机，终其一生都是未变的，即多次从武训口中说出的台词：“报仇！”报张举人欺诈、暴打他的仇。但很显然武训并不懂报仇为何意，因为他从未在片中表现任何形式上的报仇（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且办义学是丝毫报不了仇的。如若真要报仇，在当时固化的社会形态中，只能由读书做了官的穷孩子通过官大一级来伸张正义、惩治坏人。可“做官”是与武训的办学目的相悖的。 如果说“报仇”是一种本能的动机，那么让“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就是这一动机的内化，也是更为核心的动机。这里依然存在“办学—读书—做官”的悖论。那么，即便不从史观角度考量，武训的办学也显得很盲动，甚至是比“精卫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没有可行性和实现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逻辑上存在实现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神话或者寓言的载体来表达一种精神。当同样的精神通过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表达时，残酷的现实只剩下俩字：愚昧。 退一步讲，假设他那崇高的办学目的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但武训作为一个文盲，就算能攒再多的钱、办再多的义学，他也没有能力来落实办学目的、把握办学方向。那么办学的结果就好比当下，那些勤劳致富却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养出的富二代。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攒这么多钱，还不如拿去种树修路，也包括片中讲到的赈济难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办点实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无良乡绅占为己有，但教育权却从一开始就由乡绅们把持着，由“吃人的礼教”把持着，由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把持着。武训注定了要失败。若导演是在隐喻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展示这出悲剧，那他一定忘了，武训可没有西西弗斯那样的脑瓜子。 至于周大这个角色，只消从一句台词便可判断导演的意图：武训被赐黄马褂的同时，周大来村子里打劫张家，家丁给张举人描述时说“他们一冲进来就乱抢乱杀”。一个“乱”字点出了导演对这种蟊贼式的农民暴动的态度。这么搞下去救不了穷人，往大了说，更救不了中国。在片中多次被点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车之鉴。 无论武训还是周大，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导演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啊，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导演，给观众看这么一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意义何在？如果单纯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偏好，那导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诉求主要是想表现“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换一个故事来讲。而武训，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从他身上抽象出来的那种精神，一旦还原成具象的事实，所谓精神就变得疲软无力了。 最后来说结尾。成片的结尾虽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两句台词好歹能点题，若是按原先设定为老布贩在结尾教导孙辈们好好念书，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将武训走在乡间小路上望着打完劫的周大们疾驰远去的场景当作导演最初预设的结尾。那么，作为一个传记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所反映出的导演态度又太暧昧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假如电影的发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导演来拍这么一部电影为武训立传，那无论正片还是老布贩的结尾都是合时宜的。可到了孙瑜所处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已经不在于“好好念书”，而在于“念好好书”。一位辛辛苦苦让后辈都念上“坏”书的老人值得立传吗？新的时代如果要立传，那应该立陶行知这样的人物。 其实本片的拍摄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议的。立志“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陶先生和武训自然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办学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念。或许如前所述，武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能打动人，于是没人意识到经由影像还原后才会看出的荒诞（我早先通过余世存著《中国男》读到武训生平时，是完全没有在意武训所存之世和办义学所读之书的）。 本片的拍摄始于1948年，由于资金困难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清宫秘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这四部电影从编到导到演到摄，汇聚了彼时中国最一流的电影人，是全方位的优秀。它们甚至代表了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能逾越的整体最高水准。而同为大导演的孙瑜，显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惨遭政治上无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宫秘史》的命运亦多舛），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是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来看待它，随着它的重见天日来还原它的本真。

武训历史调查记　

武训历史调查团

《人民日报》1951.07.23

为了澈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十三个人组成的：　　

袁水拍（人民日报社）　　

锺惦棐　　

李进（中央文化部）　　

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　　

宇光　　

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　　

王燕飞（平原省文联）　　

陈蕴山（平原日报社）　　

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　　

段俊卿　　

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　　

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　　

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五部分材料：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武克科（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玠（武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金池（武庄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　　

武克亮（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四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武金兴之妻（四十三岁）　　

武金栋（武庄人，七十八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　　

陈福临（武庄人，七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明之妻（武庄人，八十四岁，武训的族弟妇）　　

赵维汉（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郭缙武（柳林镇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郭继武（柳林镇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　　

郭金鉴（柳林镇人，八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韩祝龄（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杨光汉（柳林镇人，七十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　　

郭培先（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杨光炬（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杨鉴远（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赵朝熙（柳林镇人，六十七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赵棣（柳林镇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石东海（夫人砦人，七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杜汝真（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张洪鲁（夫人砦人，八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萧振如（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泗汉（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桂树（萧集人，六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洪飞（萧集人，七十一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怀祥（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唐勤习（连二砦人，七十五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张春华（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张铸（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梁老梦（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林雪亭（乔庄人，六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范昌期（乔庄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倪瞻云（倪屯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　　

路思铎（东路堂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梁亭桂（万庄人，七十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路兆平（万庄人，八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路延林（后路堂人，一百零三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　　

路文显（后路堂人，七十一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潘耕历（王二砦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王立成（小刘贯庄人，八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宋克义（赵郎砦人，五十一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王维修（王樊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崔金如（崔庄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王汤传（崔庄人，七十五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　　

张玉池（中布砦人，二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　　

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七十三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　　

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八十五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　　

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六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　　

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　　

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六十七岁，开小茶馆）　　

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　　

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七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　　

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三十八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　　

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　　

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八十六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　　

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　　

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六十九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　　

刘季重（临清镇人，六十二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丁发训（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侯士太（西二庄人，六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李文兰（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李俊（西二庄人，七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侯子廷（西二庄人，七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王保西（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汪宪章（杨二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汪景东（杨二庄人，四十九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汪毓芳（杨二庄人，三十九岁，中农）　　

刘继先（杨二庄人，七十二岁，贫农）　　

徐兰田（庄科人，八十三岁，中农）　　

马朝臣（庄科人，七十四岁，中农）　　

张晓峰（薛店人，七十四岁，贫农）　　

陈雨亭（薛店人，七十九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岁，中农）　　

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岁，贫农）　　

李协元（薛店人，七十四岁，中农）　　

李四（薛店人，七十二岁，中农）　　

夏连全（塔头人，六十八岁，中农）　　

王永成（塔头人，八十八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现将我们所调查的材料和我们的意见，分别叙述如下：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这个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使陷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麦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记载。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说：“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闹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乌合万余人，暗结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页）　　

那些旗号和农民领袖的姓名，据《馆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四页）所载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红旗郜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顺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花旗杨朋岭；大绿旗杨泰、杨福龄；小绿旗雷凤鸣、王振南；黑旗宋景诗。照反动统治阶级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于大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顽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同上书同页）　　

先让我们来看统治阶级所写的宋景诗的略传：“宋景诗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现在小刘贯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馆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狱，……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狱，……揭竿而起，号黑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再让我们来看当地农民所说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们访问了一个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的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诉我们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诗造反的缘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缴大粮的是好地，缴小粮的是沙碱地。大粮地每亩四百钱，小粮地每亩一百钱。满清政府依据地主的请求，要增加小粮，减低大粮，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粮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粮地的绝大部分却在贫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粮，对农民说来，无异要刮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诗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们说，宋景诗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狱。劫狱出来就正式造反。他们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约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训却在干“竖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谓“行乞兴学”。　　

这个萧集的老农民还讲了宋景诗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镇对立的原因。他说，柳林尽是“好户”（地主），他们就是主张“减低大粮，增加小粮”的。柳林周围五十二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纷纷搬到拥有当时最顽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杨鸣谦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顽强得多。《山东军兴纪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统治阶级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在当时地主阶级间，也流传这样的话：“柳林团能杀能战，樊寨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堠堌团熊种王八蛋，小囤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外一个村庄樊寨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里。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杨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六○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间，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连廒粟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的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围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那一年是二十二岁，他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兴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顺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和萧洪飞一样，萧集的另外四个老人，七十岁的萧振如，七十岁的萧怀祥，七十岁的萧泗汉，六十四岁的萧桂树（他们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新中农），也都称颂宋景诗的起义，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这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头，不抢不砸”。　　

在柳林东面的后路堂村，有一个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户，后为地主，现为中农。他是武训同时代的人物，他比武训只小十岁，在武训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在闹黑旗时，他已十二岁，记事儿了。不凑巧，当我们访问他时，他刚有病，精神不行。特别是关于武训的事，他简直没有劲讲。可是当我们一提到宋景诗的时候，他的兴致马上来了。说了几句之后，竟挣扎着从炕上坐了起来。他兴奋地说：宋景诗是“穷儿，好拳脚。他堠堌不打，小囤不打，单打柳林”。“黑旗不抢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诗同村的贫农王立成（八十一岁）也向我们夸奖黑旗军的纪律：“宋兵可有规矩。宋景诗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说，那时候老百姓对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诗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郭继武和韩祝龄还记得黑旗有这样几句话：“攻克柳林团，吃饭不作难，先杀十团长，后杀步老先（也是一个地主，乔庙人——笔者）。”

杨鸣谦行十，故号“十团长”。宋景诗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败了他，把他杀死。　　

关于杨鸣谦的死，现在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杨参军庙碑”上有些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圩墙遥见宋逆带领数十骑，似来谍状。公即率丁一队往追，不意伏贼突出，众寡不敌，……奋力血战，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贫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农潘耕历，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王二砦，离小刘贯庄只二里地。当时，他们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说，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壮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们的村和小刘贯庄，同被统治者称为“贼窝”。他们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来的嘴里，时常听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德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贯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谈，宋景诗“巧计杀杨十爷”的经过是这样：宋景诗在柳林南门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杨得知就去南门。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杨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维修，除了告诉我们，他曾经听见老人们称赞宋景诗怎样“杀富济贫”外，他还记得宋手下有几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识，却当了宋的军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骑大马的杨二马鞯，“他耍一把青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见马，不见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杨二马鞯、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见之于《山东通志》）。他说：“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骑马。”

民间传说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说他们“精技击，娴刀法，有勇惯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页）。《山东通志》也说：“宋景诗所领黑旗，多相从习学枪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阵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页）　　

满清统治者称宋景诗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一度有所谓受招抚的事。《冠县县志》载，咸丰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页）《临清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诗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页）。咸丰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踞州城（指临清——笔者）车营街一带”（同上书同页）。这一仗，宋景诗从冠县的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并且打进了州城，大败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书第十六页）。“招抚”以后的情况，《冠县县志》也有记载，说宋景诗“不听调遣”，“叛迹显著”，“名为官军，实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页）。《馆陶县志》则说他的起义规模更加扩大，“各旗联络，有数万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页）。为什么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时胜（指胜保——笔者）营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顾，东抚谭（指山东巡抚谭廷襄——笔者）仍有慰抚劝令助剿之意。”很明显，这时的统治者只能作一些无效的劝说。下面几句更活画出他们的窘相：“力不能制，优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狱为幸”（均见《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可是他们没有如愿，宋景诗还是“攻城劫狱”，并且越来越会打仗。这不但是农民至今还这样传说，并且也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上面所提到的萧集的五个老年人就说：“宋景诗回来以后、更会打仗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则无意中大大赞美了宋景诗的善战，和大大讽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军惯用横截法。官军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顾。副都统遮克敦布、营官谦禧，尤畏贼如虎。蹑贼常在十里外，贼行亦行，贼止亦止。时人有‘谦不打，遮不动’之谣。”（《馆陶县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页）　　

另一个败在宋手里的清将是提督恒龄，地点在冠县清水镇，时间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诗杀死杨鸣谦之后三个月。王立成兴奋地讲述至今还流传在他村子小刘贯庄农民中间的这一场胜利的战斗：“僧王（指僧格林沁——笔者）的前锋恒大人（指恒龄——笔者）在小刘贯庄外二里地窑上扎营，用铜炮轰。那时候，宋景诗不在小刘贯庄，他在三十里外的幞头村。小刘贯庄的人去报信。宋景诗说：‘你们只顾在小刘贯庄喊杀放箭。’接着，宋景诗就去抄后路，从村后去包围了清兵，杀得恒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诗一个人能敌二十个，周围的人哪敢回手，个个吓迷了。”

最后，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刘长佑合军攻宋景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二十九页），宋景诗才败于专制王朝的、以帝国主义武装来装备的、所谓“拐子洋枪队”。但在交手的初期，这个“亲王”也还是吃了败仗，而最后他所得到的“胜利”，也仅仅是“正史”上的所谓“宋景诗败走”（《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五页），和劳动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听了当地老人们的谈话之后，觉得《临清县志》上的几句文章还算是记实的：“宋……为患四年，以僧邸军威之盛，仅乃胜之，卒未闻被歼。”（第一册第十六页）　　

那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的记忆力真好。他记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那是不错的；他也记得“僧王发兵”是在“八月里”，那也是不错的。《临清县志》（同上页）说：“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诗败走。”

路延林形容清将的轻敌，很是生动：“到八月里，僧王发兵，说‘黑小子们不够垫马蹄子’，立马出征，可是头一仗就打败了。”

让我们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王立成的原话，来给那聪明善战的农民革命领袖写下他的最后一页的战绩吧：“恒大人带兵逃回柳林，禀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亲带五百红孩儿，骑红马，穿红袍，打洋枪，来打宋景诗。宋吃不住洋枪，退到了小刘贯庄。他一面在围子上插旗，下战表，三更造饭，四更对敌，准备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带起东西走。僧王看见围子上明灯亮烛，并且听见一片敲锣打鼓的声音，却不见宋景诗的兵出来。僧王说：‘黑小子为什么不出战？’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见寨门大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所访问的农民们谈到了当时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团”所进行的恐怖暴行，说是“大抢三日”，许多人被杀死，吓死，割去耳朵。小刘贯庄妇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们抢走。和宋景诗同族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全家逃亡外省，从此改名换姓，子孙几代都不敢回原籍。我们访问过现住赵郎砦的宋克义（五十一岁，新中农），他是宋景诗堂兄弟的孙子。他说他的祖父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柳林团搜出来了。柳林团说不能叫他好死，罚他驮极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亲因是遗腹子，出世以后即改姓陈，才保留下来。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县，改名换姓，就在那儿落了户。　　

王立成也很难受地谈到宋景诗撤退后，小刘贯庄受地主的残酷镇压和报复的情形。“宋景诗走了以后，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内，给洗了。全村八顷地入了官，给了柳林杨家。柳林杨家又租给别村的十一户来小刘贯庄种地。柳林杨家把宋景诗家的祖坟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诗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诗的娘活钉在东昌府城门上，五只钉子，两三天才死。……”

这时候，武训却在闹“行乞兴学”，向人民的敌人磕头！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统治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投捻南奔”（《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有的说他“投叛练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总兵刘永清诱至州，醉而缚之，乃伏诛”（《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有的说他在“同治九年……假名徐连升，往来归徐陈亳之间。……十年二月获景诗”（《山东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页）。　　

至于农民群众的说法，那是另一种。他们对宋景诗，充分流露了他们的怀念之情。宋景诗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诉我们，这个为农民爱戴的“宋丫头”（农民们说，宋景诗平日说话不多，闲静如女子，打起仗来却勇冠全军。这个名称疑是这样说开的）最后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换姓，在桂花县落户，教了一百个徒弟，活到八十岁。”

武训的歌颂者孙瑜曾在电影中捏造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农民周大，来和武训相比，并硬说周大和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而称之为“一文一武”。但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很明显的，革命农民与反对革命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如果武训的歌颂者一定要把武训捧为“一文”，那么，那堪与匹配的“一武”，不是别人，正是与宋景诗为敌，帮助满清统治者屠杀农民的柳林团团长杨鸣谦及其继任者——他的亲侄亦即武训的恩主——杨树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诗的小刘贯庄有功而被赏赐小刘贯庄八顷地的杨树坊，正是提拔武训，替武训在柳林修第一所“义学”，被孙瑜、李士钊们捧为“开明绅士”之一的那个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或杨树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的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柳林老人谈宋景诗　　

柳林镇（即“武训镇”）城门　　

柳林在武训时期是地主堡垒，周围五十二个村子的地主集中在这个围子里抵抗宋景诗的农民革命军。武训“恩主”杨树坊之叔杨鸣谦就是柳林“民团”的团长，为宋所杀。　　

二、武训的为人

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做武七。我们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家里查看了武家的神主，知道武训的父亲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亲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时武训已三十五岁，并非象许多传记以及电影所描写的那样，武训的母亲也是在他年幼时死的。可见劳动人民所说的，武训发迹后不顾家，不顾母亲，倒切合事实。　　

当家里生活困难的时候，武训曾跟着他母亲要过饭。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职业叫化子，但他从此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母亲设法弄他到馆陶薛店张变征家抗活，就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崔庄（他母亲的娘家）的王汤传（七十五岁，中农）说：“豆沫不懂庄稼活，连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给招掉了。”

张变征即张老变，或张老辫，是武训的远房姨夫，是个贡生，有四、五顷地，家里雇了几个人种地。薛店的张晓峰（七十四岁，贫农）说：“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亲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会做，出粪铡草都不会。推车子架不准，摇摇晃晃，担水不使手，遛遛跶跶。”因此，张老变只叫他看管“树行子”（果树园），或者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至于他的工钱，薛店的老人说，顶多不过“三鞭”的标准——四吊钱。当时“头鞭”（劳动力最强的雇工）一年的工钱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钱是五、六吊。如果照薛店群众的说法，武训仅在张老变家抗活一年，那么工钱顶多四吊；如果照堂邑群众的说法，抗活两年，那么工钱顶多是八吊。张老变是否骗了这笔工钱？群众的说法不一样。有说给了他哥哥，有说给了他自己，有说没有给，其中说给了的较多。薛店的张士珍（五十岁，贫农）说：“武七只抗了一年活，工钱很少，给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

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除了张老变家之外，再也找不出还有第二家武训曾去抗过活。既没有另一家“张举人”，更没有另一个“李老辫”。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年（或两年）比较上还算能说是“劳动”过，此外再也没有了。　　

武训从张老变那儿回家以后，在决定今后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所谓“不如讨饭随自己”。他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脱离了贫农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无怪封建统治阶级要表扬他的所谓“亲戚朋友断个净”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就是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断个净”。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年轻时最欢喜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人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王汤传说崔老华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来。可以设想，武训从崔老华那儿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就在许多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按照社会鄙视不劳而食的习惯，象他那样年轻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不会有多少人给他。因此，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八十六岁的张洪鲁（堂邑夫人寨人，中农）说：“豆沫壮着哪！”他还用手比划着说：“脸有这么宽，腰象案板那么粗！”我们问：这样壮实的人要饭，人家为什么肯给呢？张洪鲁说：“他疯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说：“疯迷了，他对钱财可不糊涂。”这就是说，人们懂得他是装疯，上当的人不多。　　

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但“义学”决不是他的发明，更不是装神弄怪什么“大梦三天”以后想出来的。“义学”在武训之前便有了。据“临清县志”说：“义学之设，始于清初，由城及乡，逐渐扩充”（第三册第十一页）。这种“义学”，绝大多数是满清王朝办的。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临清有九个“义学”，其中只有三个是私立（绅士捐建），其余都是“官立”，由知州创办。到了光绪年间，临清“义学”增至二十五处。可见越到后来，满清专制统治者越爱“兴义学”，“义学”在那一带越是发展。在堂邑、馆陶也是如此，在武训常跑的村庄萧集、杨林和千户集，就都在武训之前有了“义学”。武训行乞，到处跑，又接触封建上层分子，便悟出了打起“兴义学”招牌必然对他有利的道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娄塔头的武进士娄峻岭马上看重了他。当地群众说，娄进士谁都不夸奖，却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装疯卖傻骗钱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他对地主的态度和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对劳动人民呢？武训的外孙唐勤习（连二寨人，七十五岁，新中农）说，有一回武训拿了几个杏子到他家，给了唐勤习兄弟们，唐勤习他们以为是舅爷爷送的，就吃了。刚吃完，武训就伸手要钱。张洪鲁说：“就别让豆沫撂下东西，他撂下什么涨什么。他撂在俺家二升红高粱，第二天来拿就要涨。”七十四岁的贫农石东海说：“谁沾着他，谁被害。”“放钱七百算一吊。”

自从武训正式要饭以后，是否如武训宣传者们所说他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呢？据我们调查，除了铡草、推磨之外，其余都没有。而铡草、推磨也不过是在要饭时候所表演的节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钱或要干粮。我们问过几十位老人，只有两人说见过他推磨。其中之一说他推磨带上“驴遮眼”，当许多孩子围着他看的时候，他又学起驴叫来了。连二寨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说：“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当我们向该村的张春华（八十三岁，中农）访问武训当年的劳动情况时，刚一提到铡草，他便说：“铡草铡草，没人来找。”这是劳动人民对武训的评语，应该说是很恰当的。连武训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岁，中农），武玠（七十岁，中农）等人也说：“要饭是正事，干活稀松。”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堂邑县官郭春煦的“义学正碑文”说：“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事实上，武庄的人们和武金兴都说卖地是真，但并未分家，卖的也不是三亩。武金兴说：“俺家宁死不出地，他一卖就是五亩七。”武训三兄弟共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怎么能卖五亩七呢？据说他所持理由是没有娶妻，但是武金兴说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张洪鲁说：“豆沫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不使他的就下跪，还不起的他就说是“坑”（即赖债的意思）了他的“义学”钱。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这样他的土地和高利贷数目便逐渐增加，到最后共达一万七千吊（“临清县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页至九十一页）。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武训柳林“义塾”的基地是一个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为什么肯捐这块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岁，新中农）告诉我们这样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自从这个学校办成之后，武训就不仅是流氓的首领，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召见了他。武训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义学的就是我。”郭春煦为什么要结识武训呢？柳林“义塾”的学生，现年八十一岁的老秀才倪瞻云对我们说：郭春煦外号郭糊涂，本来因事就要丢官了，忽然发现了武训，赶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纱帽。　　

继柳林“义塾”之后，武训又办了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但武训出钱较少，主要是用的了证和尚的庙产。说到了证和尚，也是一个和武训颇为相象的人物。他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当了和尚以后，就到北京活动过。回到馆陶，陆续掌管了三个庙的庙产。仅其中西刘庄一个庙，便有土地一百七十亩。除土地外，了证也放了四千余吊钱的高利贷。虽则是一个大地主和大债主，他也和武训一样，实行苦肉计，故意“一条棉裤穿九年”。对自己的穷本家，则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据群众说，武训在三十岁左右就拜了证为师，是为了想在钱上打了证的主意，而了证则是利用武训勾结官厅的名望和势力，借兴学以保庙产，他们就这样互相结合起来办了杨二庄“义塾”。　　

至于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则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刚一开办，武训就死了。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李士钊在他的《武训画传》中说：“武训为了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放过四十石红高粱赈济灾民。我们多方调查，群众都说没有这回事。　　

关于武训不娶妻的故事，武训的宣传者也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苦行”。据我们调查，武训确没有娶妻，却是拜了许多女人做他的所谓“干娘”。清末的武训宣传者陈代卿，在他的“慎节斋文存”卷上的《武七》一文内说：“武七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必叩头乞为义子。或讶而诘之，则曰：吾天罚寒乞，目不识丁，今生已矣，愿来生投善地有福读书耳。”为什么修来生一定要拜干娘，而且一定要拜年轻的干娘呢？这使人们很难理解。但武训用迷信的话头掩盖他拜干娘的行为，去对付那些“讶而诘之”的人们，这是可能的。清末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所编“乞人武训兴学始末记”收录陈代卿此文，改称《武七小传》，却把这一段叙述删去。一九三四年临清武训小学校长国民党人郭金堂所编《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也是这样。这应当是这些武训宣传者们所谓“为贤者讳”的道理，认为这一点如不删去，会显得武训不象个完全的“圣人”。但“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也不甚确切，据群众说，武豆沫是在他一生中拜了经过他选择的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做干娘。武训自己也公开地唱：“说一百个媒，认一百个干娘，吃一口妈妈，死在路旁”（“吃妈妈”即吃奶）。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我们在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气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化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但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杨树坊的孙子七十岁的杨光汉（地主）说：“武训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催租、讨息、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　　

孙瑜和李士钊，都说武训反对立牌坊。据我们调查，确实没有牌坊，只有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我们拍了照片。孙瑜和李士钊的根据，大概是因为郭春煦在其“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即罗正钧所编书，下同）里说过：“此案例奖，本可建坊。惟该乡民并不好名，即蒙奏准，断不为此，则是旷典仍同虚设。将来拟由卑职遵照奖案，改给匾额，悬挂义学，合并声明。”我们认为这一“声明”是有原因的，郭春煦不过用自己的嘴代替杨树坊说了话，不愿意武训建坊的是杨树坊。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建坊影响极大，且必建于武庄而与柳林“义学”分开，这对杨树坊很不利。匾则影响较小，且可“悬挂义学”，对杨树坊较有利。后来张曜不听郭春煦的话，还是奏请清帝“俯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并已获准。但这和杨树坊的利益冲突，到底不能实行，还是挂匾而不建坊。为什么建坊就算“好名”，挂匾则不算“好名”呢？这是说不通的，因此孙瑜和李士钊率性把这段挂匾的故事也隐讳起来，说成武训反对建坊，反对接受清帝的荣典。但当地群众却说，武训曾着人抬着这块匾在柳林镇上游街数日。武训死后，武家和杨家不断斗争，武家竟至被杨家迫死两条人命。这两条人命，一条是武训的助手武茂林（此人上了孙瑜的电影），一条是武训的过继来的孙子武鲁林。到后来，武家才从柳林学校将这块“乐善好施”匾额打黑夜里抢回去，挂在武庄的武家。我们是从武金兴家里看见这块匾，并从武金兴和柳林、武庄的群众口里听到武杨两家长期残酷斗争中杨胜武败的经过以及黑夜抢匾的“最后优胜”故事。　　

就在武训生前，武训这个流氓大地主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我们看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大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一到利害冲突，武训斗他们不过，总是迁就妥协，但是心里不甘。据群众说，武训很想在死后替他自己修个祠堂，但杨树坊不肯。武训的忠实助手武茂林，看了过意不去，他又有心在武训死后承继武训的行乞兴学事业，他就向武训说：你死之后我一定要替你修个祠堂。武训立即从炕上跳下来给武茂林磕了一个头，表示感激和拜托。这是武训临死以前不久的事情。因为武茂林经管过武训的财产，柳林学校立起以后他也还能代表武训和杨家所派人员共同经管学校的财产，此外，武训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未交给学校的私产，例如某些房产和某些放债是由他管理着，所以武训一死，武茂林就不顾杨树坊的反对，修起祠堂来了。群众说，当时杨树坊反对很坚决，说“钱是义学的，不能修祠堂”，并且不许武茂林过问武训的财产和学校。但是武茂林还是要修。没有钱就向商人赊购材料，动起工来，祠堂居然修成了。那边杨树坊坚决不认账，声言武茂林和“义学”无关。这样一来，赊卖材料的和包工的人们发慌了，大伙儿向武茂林要钱。杨树坊又威胁武茂林，说商人们要向县里告他了。武茂林这才知道自己走进了绝路，一索子吊死在武训祠堂的门口。群众认为武茂林也是个流氓，但对他死得可怜这一点，却表示很大的同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武茂林是“活活被杨家逼死的”。只有在一九一三年任过武训学校董事的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流氓武茂林，和武训没有任何关系，连跑腿工作也没有做过，死是他自己要死的，并没人逼迫他。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事实。穆仲山又说，武茂林死前做了两块神主，放在祠堂里，一块写的是武训，一块写的是武茂林自己，然后才上吊。我们认为这点可能是事实，因为武茂林是以武训的继承人自居的，武训生前也可能以此托付他。武训虽然和杨树坊合作，但有很大的矛盾，武训认为只有武茂林这一类人才是最可靠的人。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关于武训的流氓帮口问题，武训是否有私产问题和武训死后三所学校的情况问题，我们也作了一些调查。这三个问题有连带性，我们就将这些说在一起。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当过“赋房老总”的武训舅父崔老华是个流氓。我们又提到武茂林是个流氓，武茂林并且是武训用做在堂邑方面替他经管大部分财产的一个贴身亲信人物。　　

在堂邑方面，武训还有一个亲信人物，名叫许谨传。他是赵郎寨人，死了多年了。我们在他后代的家里找到一本武训的“地亩账”抄本，证明他曾替武训管理过一部分土地。根据这篇“地亩账”所载，光绪十七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武训买地五十六亩多，约值一千吊左右，这里边就有赵郎寨的地。但这五十六亩多的地是武训在光绪十四年开办柳林学校以后买的，不但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堂邑知事郭春煦的“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七千余串之内不可能有这一笔，就是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武训死后（武训是这年四月死的）堂邑知事金林的“二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还是光绪十四年郭春煦的同一个数目，并未增加一文。因此我们断定，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　　

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寨、王二大寨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象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象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根据我们在馆陶的调查，那里也有一个武训的亲信人物，名叫汪信远。此人是个有九十来亩地的小财主，杨二庄人。据群众说，此人好赌，爱管闲事。因为赌的原故，他借了武训十几年的债，还不起，将四十亩地和九间房子折给了武训，充为杨二庄学产，但地还是归他种，并且因此汪信远就成了武训在杨二庄学校的代理人，做了这个学校的首事和管事员之一。因此武训于汪信远有恩，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另一个首事和管事员是了证和尚的外甥，举人老爷，杨二庄人，名叫汪毓藻。他是了证的亲信，后来在这学校教过五年书。汪信远和汪毓藻代表武训和了证两派，武训和了证死后，他们二人为争学产打官司，成了对头。两人子孙的意见也是冲突的。一方面汪信远的儿子汪景东（四十九岁，现在是中农）和汪景东的侄儿汪毓芳（三十九岁，中农）都说，杨二庄义学是武训依靠汪信远办的，了证只出了一些钱。另方面汪毓藻的儿子汪宪章（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则说，义学是了证办的，武训只出了“十吊钱”。我们又在杨二庄义学里看见两块碑，同是光绪十五年所立，同是馆陶县知事彭元熙写的。一块完全吹嘘了证，根本不提武训。另一块则以吹嘘了证为主，附带替武训吹了几句。这种怪事，当然只能以地主和流氓的矛盾来解释。　　

在临清方面，也有一个帮助武训管财产的亲信人物，叫于殿元，也是个流氓。于殿元在光绪二十二年武训刚死几个月后向临清州官控诉靳鹗秋的禀状上说：武训“有心在临清另创义学一所，伊一人因独力难办，伊知身（于殿元自称——笔者）自幼专心善事，命我与伊帮办。有赵一琴主盟，与身结拜生死之交。……讵武训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染病，身日夜侍奉，至将死之时，命身当面立誓，以后如不诚心接办，天诛地灭。讵有恶衿靳鹗秋……将义学霸持，诓去缘簿不给，复不准接办”（兴学始末记）。临清州绅士张等则代替靳鹗秋反诉于殿元：“武训创修义学，于殿元巧与结盟，不过与武训作伴，义学中并无伊之姓名。且于殿元之素行邪正，职等概不得知，但伊在夏津因盗案被押，武训当堂保释。嗣后在义学看门谋食，此外毫无操劳。伊于缘簿内竟托使京钱三十余吊，职等知伊从中取利，因此将伊逐出不用”（同上书）。于殿元，鲁西夏津人，打上述那个官司的时候他是五十三岁（同上书）。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上述诸武训亲信流氓人物，除崔老华做“赋房老总”，许谨传为武训经管《善书》，未干“兴学”这把戏之外，武训、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是干“兴学”的一型人物。武训一死，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受到地主阶级的打击，武茂林被迫自杀，汪信远被排斥，于殿元被逐出学校。他们和阿Ｑ不同，不是“不许革命”，而是不许“兴学”，因为地主阶级不要这类人物了。　　

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武茂林、许谨传、汪信远、于殿元及其他我们尚未查出的人们，则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武训的社会基础是流氓帮口，以此去与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兴学”关系，地主就临时地利用他，官僚则想利用得更广更久些。这一点，我们从武训死后各处“义学”皆先后因争学产停办，后经官府扶持才又继续办下去这一事实，获得了证明。　　

武训和他的合作者大地主们之间的矛盾，在武训生前就有了，只是没有爆发。其原因之一，是武训有省城官僚的支持。州县官是听大地主的话的，但也不得不顾及省城官僚的意旨，因此武训还吃得开，还能和大地主杨树坊等共同管理校产。武训一死，三所学校都发生对财产的争讼。地主们把武训的亲信一脚踢开，不要他们。接着是几派地主互相争斗，闹得乌烟瘴气。在堂邑方面，是巡抚出来调停，挂上“武训初级小学堂”的牌子，名义上不算杨家学堂了（兴学始末记载武训疏族“陆军司务长”“五品顶戴”武昌达，在宣统元年控告杨家说：“前数年与今年之学生、俱系姓杨者，与杨名远在四服之内，郭、穆、常、柳、韩、赵等姓一个无有”），管理权也从杨家分出一份给另一派地主，称为“帮理”，敷衍一时。在临清方面，学校本来是武训和临清关包税商人施善政合作办起的。武训死后，施善政也因贪赃被抄没，学校就被另一派大地主夺去，并且说钱都是他们出的，武训并没有什么大功劳。以上堂邑临清两方面的斗争，大部分可从“兴学始末记”所载流氓和地主、地主和地主间的控诉、反诉及官厅往来文件中找到根据，一部分是我们从群众中查得的。馆陶方面，则是汪信远和汪毓藻为争校产打官司，结果是学校由官办，校产归公。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们从馆陶群众中查得的。我们从武训生前和死后这三所学校的情况看出，不管地主也好，武训这批流氓也好，主要地都不是什么真正为了兴学，而是为了争这笔财产的管理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的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活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乐善好施”匾额　　

匾上的文字是：“五品衔署东昌府堂邑县正堂郭禀奉钦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抚提部院张奏奉旨乐善好施光绪拾五年三月日立”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成的。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

电影《武训传》在毛选第五卷中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本卷中受到点名批评待遇的只有这部电影和刘、杨以及梁漱溟。毛文章措辞严厉，甚至传言这篇社论本来该由胡乔木动笔，毛本人嫌他写的不够激烈，干脆自己来。他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熬夜看了，这部片子196分钟，除去开头的字幕部分，边看边气了194分钟，毛一辈子都在反抗压迫，推翻剥削阶级，他看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铁青着脸一根一根抽烟的模样仿佛就在眼前。武训是个什么人？他给举人当工三年，举人赖账不给钱，武训就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识字所以活该被骗，他不去闹也不去争，跑出去要饭赚钱办义学。喜欢的妹子被举人逼死，他不去闹也不去争，办义学的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呢。他出卖自己尊严，在闹市充当人肉沙包，跪着受人脚踹拳踢，为的还是办义学，他自己跪也让其他人继续给三纲五常跪。他放贷买地弄钱，给乡贤跪、给儒生跪、给学生跪，给大清朝的官员地主不仅跪，还磕头。他让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让他们给大成至圣先师接着跪。毛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说我们站起来了，你电影1951年继续让人跪？ 从电影角度来说，本片有很明显的为迎合新政权修改的痕迹，比如刚开头的女教师，比如那个骂县官是“奴才”的太平军余党，以及武训想象中那副被奴役的地狱图，武训在结尾的不跪。导演没有推倒全片重拍的勇气，他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还是以畏惧为主，亦步亦趋，故在人物上不加细琢，武训的形象也塑造的极为虚假，以人情无法揣摩。首先被骗和不识字之间不去追究骗子反而认为都是不识字的错？其次辛辛苦苦“讨饭”得来的钱全部办学校自己依旧穷困住草庙穿破袄？正如毛一针见血的评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他看不起孔子，看不起跪着，看不起逆来顺受不反抗，看不起家财万贯装出来的穷苦，他当然更看不起武训。 最后，民众的基础教育，扫盲工作是由“武训”们办的吗？是由历代王朝办的吗？是由中华民国办的吗？这一切是共产党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