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烟花特别多

       没有第一部镜头那么平实，很突兀的插入了一个爱情故事，情节开始散漫起来，也许这是陈果喜欢的，但绝对不是市场喜欢的，没第一部那么深刻，开始有些表面化了。。。
    回归的场景穿插在电影里效果很好。。。谷祖琳那时候瘦得真可怕，后来好像也没胖过。。。

周六晚看至五点
  陈果，最初知道这个名字好像是秦海璐成名那一年，是因为演了他的 榴莲飘飘。从电驴上下过 人民公厕 ，但没看进去。最近比较关注的王书亚先生对陈导的片子比较推崇，我一向是爱乌及乌
 《去年烟花特别多》，忘了是在哪里看过电影的几版海报，然后才想看这电影的，但电驴上没有（看了之后明白 ，电驴上不会有）。上周去西安淘碟看到有卖的，就收入囊中
   挺喜欢李灿森，看他的电影不多，基本演的都是比较痞的角色。我觉得这种痞应该是骨子里的，装不出来。

世界上本没有90分钟的电影，删的太多了，电影就成了90分钟。还好这是DVD，128分钟的

那句老话，战争中流尽鲜血，和平时寸步难行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
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他们找寻着新的位置。
不同的是：有人重新确立起来，有人却在迷茫中失去了自我。
——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

    这是一个展示荒诞的故事，但因为现实本身是荒诞的，所以其实它展示的是真实。
    在回归前后这个特殊时刻，香港民众对香港怀着憎恨和憧憬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因此，这是一个表达末日情结的故事，无数愤怒的港人将普天同庆的回归日看作是末日，要赶在末日到来之前通过放纵来解脱和发泄。因此，这也是一个寄托希望的故事，从片中前后的色彩对比就能看得出来，陈果在刻意渲染一个新生的香港。但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有几个小人物抓住机会和回归后的香港一样获得新生？
    香港不景气的经济就像片中一开始的阴雨连绵一样，让人看不到希望。退伍军人家贤走投无路之下由弟弟家璇引荐加入了黑社会，他的战友Bobby做了保安，另外几个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他们在河上划船以后将头浸泡在河水中，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声呼喊，发泄着愤怒。在平时的言谈中，每个人似乎都焦灼而愤怒，“公平？这个世界有公平么？我家字典里的fair那页早被我撕掉了。”作为退伍军人，他们觉得英军把有用的都带走了，把没用的才留下，而他们就是那群没用的人；作为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他们已经不能与年轻的一代争夺舞台，公车上一群中学生公然嘲弄他们，他们无动于衷，但家璇将一个女生丢下汽车的时候，他们又一起鼓掌，连那群女生都向家璇索要签名，这个荒诞的世界似乎永远是向年轻人敞开的，他们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遗忘了他们。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提议――抢银行，这个提议只是遭遇了一点点抵抗就全体通过了。“将来我们的老板是谁，是gcd啊，gcd以前都是社团，劫富济贫有什么不好？”家贤的父亲也这样教育家贤。只是，家贤有一个要求：不能用真枪。无独有偶。另一伙人也早就预谋着一场抢劫，于是抢劫当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家贤他们刚冲到银行门口，正好迎头碰上抢完出来的那批人，双方对峙的时候，警察赶到，于是一场乱战。更富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家贤他们的人全身而退以后，点名的时候却发现多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家贤老大的女儿，她带着抢来的所有钱，于是他们赶走阿珍意外地得到700万。当然，事情没有就此而止，阿珍来和家贤斡旋想拿回500万，并在与家贤交往中知道了他们原来是以前和她开玩笑抱走小狗的兄弟俩。阿珍喜欢上了家贤，但家贤并没有接受。家贤得知在银行当保安的Bobby被歹徒所杀心情沉痛，家璇又席卷所有的钱一走了之，让他心情更加低落。一天，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两群小混混对峙，家贤想从中阻止，却引发了一场械斗，愤怒的家贤仿佛看到家璇的影子，拿刀追砍那个奚落他的小混混，并拿枪将小混混脸上打了一个洞。家贤被其中一个小混混开枪打中头部倒地，在他躺下的瞬间，脑海里闪现出了过往的种种美好，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还是没有结束，一年后，崭新的阿珍从国外回来，他老爸向她说着崭新的香港，这时候阿珍看到了自己托付给家贤的小狗，但已经是搬运工人的家贤和她的小狗早已不认识她了。家贤一路走，一路开心地笑，他的生活似乎从此只有快乐，也并不认识那个一直在寻找那群女学生的执著的出租车老头。有意思的是结尾，英军降旗时那个被风吹起裙子露出屁股的士兵再一次给影片添加了荒诞的喜剧效果。
    克尔凯郭尔说，喜剧和悲剧在无穷的极点上相交――即在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上相交。《去年烟花特别多》给我们展示的正是悲剧与喜剧交汇的地方――荒诞可笑的痛苦。影片一开始一个孩子透过一个人脸上的洞来看整个地铁里的世界，这种充满童真的残忍奠定了整个片子的基调：如鲠在喉的欢笑。片中细节无不呼应这一基调：家贤老爸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做点“劫富济贫”的事；在烟花绽放的海滩，家璇从容地杀人；抢劫的时候，每个人的代号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旺角什么什么几号；家贤的老大知道他们抢劫以后，一本正经地骂他们卑鄙埋怨他们也不叫上他；家璇将一个女生扔下公车以后，她的同学围上来索要签名，俨然是在追星；迪厅里借着普天同庆的名义搞色情狂欢以庆祝“水深火热”中的英国香港人们被解救出来；Bobby死后，他的孩子一路欢笑地参加葬礼；阿荣拿着地址去学校找女儿阿珍，同学说根本没这个人，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就是抢银行的歹徒中的一分子；家贤以失忆的方式获得新生……当深刻的痛苦与笑相交融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喜剧也是悲剧。陈果极力表达的希望其实没有比他展示出来的绝望更多，喜剧只有到达绝望的程度才是荒诞，才是现实，才是现代的，而这点无疑超越了充满了哄人开心的轻喜剧和骗人眼泪的古典悲剧。

烟花是繁盛和精彩的象征，但是当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候，也预示着毁灭的降临。《去年烟花特别多》用一个美丽的名字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在香港回归的喜庆日子里，一群退伍军人抢了银行。陈果的这部电影与之前的《香港制造》相比，故事比较完整，画面比较精致，主题比较宏大，但他依旧关注的是边缘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当这个故事以香港回归为背景的时候，就能够展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和表达出更复杂的情感。97香港回归这个历史事件对我们来说是明确的，但是在这个事件掩映下的一部分人却处在迷惘之中。其一，对自我身份的迷惘。几个退伍军人曾是华裔英兵，正像他们自己所说：在中国的土地上，维护的却是英国的权利。所以，他们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算不上完整的中国人。这种对自我身份的质疑使他们感到迷惘，英国撤离香港使他们失去了工作，而新的社会还没有接纳他们。他们既对英国抱有成见，也埋怨香港回归太早给他们带来了困难。当他们在大雨中迎接解放军进城，看到站在坦克车上的战士时，不由自主的举手行礼，看似是对其欢迎，实则是对自己曾经职业的怀念。其二，对生活的迷惘。退伍之后，他们没有赚钱的路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生活上处于贫穷的境地，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干。他们曾经是穿着军装的威武勇士，而今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这种与社会的隔膜，使他们感到苦闷，对生活极其迷茫。最终，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像烟火一样绽放一次，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绽放后的结果。其三，对犯罪行为的迷惘。家贤经弟弟介绍，给黑社会大哥当司机，这已经属于加入了黑社会，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黑社会，他只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手段。当弟弟告诉他有一个抢劫的机会时，他也心动了，虽然他知道这是犯罪，但是他自我安慰，把抢劫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既然别人可以上班，那么自己也可以抢劫。他要求战友们在抢劫过程中严格服从自己的命令，不准杀人，说明他的内心还是纯洁的，具有道德的，只是被生活所迫迷失了方向。小珍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给电影带来了温情，也营造了神秘的氛围。她的行为和经历是故事的一个薄弱环节，她为什么会卷入抢劫案，她的男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电影没有清楚的交代。而她与家贤兄弟俩的偶遇过于戏剧化，在抢劫银行时的巧合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也让电影凸显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故事的结局是模糊的，家旋应该是被荣哥害死了，钱也被荣哥拿走了。唯有家贤成了悲剧的映射，他在街头追杀一个孩子的暴力情节，给整部电影蒙上了黑色的阴影，让我们为他的遭遇哭泣。他是被逼疯的，被他的弟弟，他的家庭和这个暂时繁华的社会。而小珍后来遇到的送货人是不是家贤，我仍旧搞不清楚，貌似他而又不像他，或者说其实就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忘记了过往或者不愿提及过往的家贤。总之，他给了我们一个希望，一个停留在我们脑海中的过上普通生活的希望。墓地是生命沉睡的地方，预示着消失和宁静，陈果常用来增强电影的悲剧感染力。胖哥在抢劫银行时被打死，留下一个大陆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墓地送葬的段落极具仪式感。在悲怆的音乐和缓慢移动的画面中，穿着丧服擎着招魂灯的孩子在人群前追逐嬉笑，她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亡，以为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这种声画对位所产生的效果，让人感到无比心酸。《香港制造》中，中秋和阿萍站在墓碑上大声呼喊阿珊的名字，互相拥抱，也是在彰显同样的意义。《去年烟花特别多》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被风撩开裙子的英兵的屁股上，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画面。英国人走了，但是他们留下了一个丑陋的背影，一个荒唐的笑话。

《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国香港/1998年）
导演：陈果
主演：何华超、谷祖琳
出品：天幕


很久以来，一直想为这部电影写点什么，就像在看过它之前，对它曾有同样长度的期待。
2003年初秋，在香港买到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影碟，回到日本后，看了两遍，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懵然。这是一部哀伤的电影，但我暂时无法描述那哀伤的轮廓。
要等一段时间。让哀伤沉淀。直到现在，2005年。

1.
我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次烟花。
在日本客居了多年，却不曾专程去观赏过花火大会。盛夏时节，花火大会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娱乐，访日比赛的皇马球队也抽空去看。春天的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以及冬天的雪，这是日本四季的风物诗。
日本人钟爱的这几般美好，共同特色是短暂即逝。樱花盛期不过一周，红叶或可月余，积雪天暖便融；花火尤甚，不论如何曲尽妖娆，每一朵也只有数秒灿烂。一场花火大会，纵然打出数千绚丽，到了午夜散场，总还是仲夏夜空沉沉，仿佛恍然一梦。一般来说，理解了这种美，似乎就能打开进入日本文化的一扇门，但又不够。日本的精神尤在于为了那短暂的美，而不惜代价的执着，甚至会较劲用强，哪怕自毁。侯孝贤导演在《悲情城市》中提到明治时期的少女追随樱花凋落而自尽的故事，也可算是一个左证。
然而，我总觉得，烟花并不适合那么多人刻意聚集在一起翘首仰望。我更喜欢的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和地点，看到一团斑斓的花火突然绽放于夜幕。比如有一次夜归途中，我正走在体育场旁边的小路上，身后传来一声隐如轻雷的炸响。我停下回头，见一片民居之后远远的天穹上，有朵烟花开且落，美得寂寥。
人生里，如果能有幸和美擦肩而遇，就是一个奇迹，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就像于车行中，偶然看到窗外闪过的一颗烂漫的樱树，那美不必为我而生，我亦无需执拗追寻。在天地间，铿缘一面或萍水相逢都本是平常。

2.
我在国内的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烟花，那是1984年的国庆三十五周年之夜。
烟花，在1984年的故乡，或1997年的香港，或1999年的北京，都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的助兴节目出现，被赋予着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色彩。我数不清也记不住日本的那些消夏花火晚会的时间地点，但中国的烟花，就属于那几个纪念日。
1984年国庆，我十岁，刚回到父母身边。那是被称为新时期的日子，到处都洋溢着憧憬和生机。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烟花，也兴奋得难以名状。
2004年，三十岁生日前后，我在写拖延了很久的小说，涉及1997年的段落题名为《纪念日》。故事发生在故乡，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的一夜。我不知道那天故乡是否放过烟花，但小说里有。我希望那场烟花，仿佛只是为了两个普通男女而开，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发现倾城竟是一种成全。
我喜欢大时代中的小儿女故事。对某些人而言，那记录在史册的中的某个时刻，意味着只有他们本人才知晓的不凡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记录着一桩桩比人类登月更加重大的事件。

3.
《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
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
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
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
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
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
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
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
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
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
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

4.
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
《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
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
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
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
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
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

5.
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
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
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
从九七回溯两年，1995年6月30日，我大学毕业。直到那天天亮之前，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悲伤滋味。虽然宴席将散，虽然忙着告别，但悲伤并未提早到场，而是直到分离的一刻来临才准时出现。
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
《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很晚才知到陈果，我当时和章宇女人在图书馆四楼看‘榴莲飘飘’的时候并不知道陈果是谁，是后来看一本关于香港历代导演分析的书时才知到，哦，原来那个导演是陈果，但关于他的那一章我也就是简单扫了两眼，再后来也是先知道‘the longest summer'才知到原来这个也是陈果拍的。在国内的时候在电驴上找这部片子却搜不到，迅雷上也没有，很奇怪，出来之后倒是找到了。片子中印象很深的一句台词是小荣哥被关在海景房里的那句“现在就没有人权了”，还有香港人关于六四的游行，当军队进入香港时那些失业的英军向解放军的敬礼，一切都让人看得想笑却有笑的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