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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7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不好说。但我们却隐隐地感觉到了它们令我们唤起的情感：那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电影黄金时代的缅怀，那一批现代主义大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科夫斯基、布列松、伯格曼、黑泽明、库布里克……正当迈入巅峰，而新浪潮的那帮小子还刚初出茅庐，正羽翼丰满，要与大师们分庭抗礼。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白丝带》的黑白摄影和故事的一战背景给人造成的错觉，这些元素都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艺术的辉煌时期。
这其实只是表象而已，像《修女艾达》这样的影片虽然同样满足以上两点，却并不会令我们唤起缅怀的情感。更为内在的，是迈克尔•哈内克的拍片方式——精妙的叙事、精致的处理、鲜活的人物以及故事承载的思想内涵，都让《白丝带》的影像“苍老”了近半个世纪。
这就是昨天我在百子湾的电影资料馆看到胶片版《白丝带》时的感觉。一种闪着光的黑白影像投射于屏幕上，就像被余烬掩埋的火堆，一闪一闪地透出光来。
故事开始，响起的那个略带沧桑的画外音，把我们带回了一战前的德国北部。这个画外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目的无非是把我们带进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故事背景中。但很快，我们发现，他并不是一个无名者，而是这个乡村学校的教师（虽然旁观者大于参与者）。
用小说来喻，“我”作为叙述者，既可以只讲诉我能感触到的（片中画外音部分），也可以脱离自身视角（片中非画外音部分），电影镜头的客观性虽然限制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实验，但画外音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矛盾。故而，《白丝带》用了一种古典式的，让人物回忆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与故事的背景和黑白影像保持谐和。
乡村医生因为两棵树间绑着的一根线而坠马了。自此，意外不断向这个村子袭来。哈内克用了层层揭示的手法。娓娓道来可以营造一种舒缓节奏，但在哈内克手上，却走向了冷彻的黑暗，因为他揭示出人物内心的黑暗心理，让人不寒而栗。
医生坠马和农妇惨死是并接着的，但等到男爵的儿子被打却通过一次秋收来过渡，这不是戏剧的法则，而更接近于生活的常态。
同样的残酷性没有体现在直接的暴力上，任何煽情的行为都被省去。丈夫去探望死去的妻子，那个悲痛的画面被半堵墙阻隔；牧师的儿子被鞭打也将观众隔在了门外。哈内克不寻求任何像同情、愤怒等感性的体验方式，他要的是如匕首般的力道深深地刺进观众的心里。
这就是空白的力量，它混杂了各种绝望的情绪。那位丈夫绝望地自杀，被吊死在小棚屋，被去取水的儿子发现，他没有嚎叫。那个将高丽菜毁掉的儿子回家来莫名地撞见父亲的葬礼，他也没有言语，默默地跟上人群。
医生与女儿的乱伦，经过助产妇的提前提醒，是被小儿子撞见的，女儿向弟弟的解释（穿耳钉）更像是在向观众掩饰可耻的行径。她根本不必向还幼小的弟弟解释，因为他不会懂，这就不再是生活的发展，而是戏剧的发展。同样，助产妇与医生间的虐恋也是用了一场极度戏剧化的方式结束，那也许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的黑暗。
虽然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故事”，但儿童在本片里是隐藏的，他们在影像的黑暗中行动，我们见到的是围绕在男爵、医生、牧师、农夫等人物身边（家庭）的隐性暴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人世界，但这是一个被儿童腐蚀的成人世界，它被弱势力量所动荡，失去了稳定的常态（想想男爵、医生、牧师、农夫这些身份所代表的社会次序）。而这群孩子，将踏上战场，并在战争结束之后更加有用武之地：他们即将成长为纳粹。
而这正是作为奥地利人的哈内克所要探讨的，这样一个残暴的群体在德意志这个国家是怎么养成的。
2 ) 德意志往事并不如烟 (全剧透慎入)
电影直到结尾都保持了紧张感，而且有種破案式的推理和高潮。许多平静,明明不恐怖的镜头, 却充满了暴力，十字死鳥，小孩被推下水，弱智小孩叫聲，吹笛子聲，越是平靜越是恐怖。雖然是悶片，但算是有情节的。 當然這是個人趣味的問題，我們看慣了大偵探拍臺對死者的丈夫說：你就是兇手，或者現在的日本人對美女笑著說：老鬼先生我們終於見面了。現在也不過是看看另一個形式的連環兇殺而已。 只是這回的兇手更匪而所思了。 電影在一些側面演說了德意志是如何造就這些冷血殺手的----這些成群的兒童，兩名領頭兒童戴的白絲帶，象徵着純潔，紀律，懺悔-----但所有這些都是父權和神權加在他們身上的。 我們先看看故事，或者說，這段往事，為清晰起見，不完全按時間順序，當然也加入了自己的評述： 主角是男爵屬下的钢琴教師，他回想起他31歲時認識未婚妻及結婚前回到城裡（1914前）的一段鄉村往事，那些模糊而塵封的事，在逝去的時間裡面，越發顯得清晰。他很可能已經歷了二戰。當然要明白這些事，他只要活到希特拉掌權就可以。 钢琴老师(以下简称老师)見證了那兩年的村子裡發生的幾段暴力事件： 第一件，醫生被人用白絲帶勒馬腳，重傷入院。老师後來知道，牧師的兒女克拉拉和馬丁等一幫兒童去帮医生女儿除草。 第二件，不久後，男爵的一名女工死於一個本廢置工廠，案發時老师在工場附近看見馬丁在橋欄上試探上帝是否會因為他犯錯而要他死。他的結論似乎是上帝並不怪他。 第三件，男爵兒子被虐打。多數人認為這是蔬菜破壞者所為。老師卻知道男爵兒子當天其實是跟孩子們一起玩的時候失蹤的。 第四件，村子裡又發生了火燒穀倉事件，這晚克拉拉，馬丁和他的兄弟姊妹在睡房内起哄。 第五件，接生婆兒子被毒打致殘事件。案發前，一個小女傭告訴老師她發夢，夢見之前一個孩子被人故意打開窗中了傷寒，之後夢境成真，现在她又夢見接生婆兒子被人打。警察调查毒打事件，老師提供了这线索，但在審問中小女傭堅持自己是發夢，而非听过任何思想暗示。審問後推開們，發現克拉拉和孩子們在偷聽。 之後，接生婆從兒子口中得知了真兇。她問老師借單車去警察館，並在此前安排了兒子轉移到一個安全地方，而同她通奸的醫生（被認為是接生婆兒子的生父）也在同一天不見了。 老師在接生婆屋前再次發現克拉拉和馬丁們。他下了大膽假設，並到牧師家求證，大膽審問克拉拉和馬丁，克拉拉反應敏銳。牧師回家後，老师說出自己的推理---真兇是孩子們，牧師反應奇怪，說老師黐線。要報官。 於是事情就不了了之。接生婆和醫生也不知道去了那裡。關於這些怪事在時間裡變形，湮滅，又重新浮現。 以上角度從鋼琴老師的視角出發，他隱約覺得有古怪，但又不明白怎麼回事，直到許多年後他才明白籠罩在德意志的奇怪阴影。 從上面的事件，我們並不能发现到這些跟NAZI有什么關係，這些事件只是表面的東西，就像我們感官所及的東西，所聽到的傳聞而已。其實關鍵在於鋼琴老師觸覺之外，那些導演的全知視角裡，這些視角裡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暴力事件中一些家庭，一些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 1，第一個受害者醫生，他明顯是個賤男，與接生婆做愛，導致其懷孕，在墮胎失敗後，造成私生子的弱智。傷好後，跟接生婆提出分手----理由是她醜，臭，沒有尊嚴，及有比她更好的替代品----搞自己女兒。在私生子被害後，似乎承擔責任，把私生子轉移走。 2，死去女工的一家，大兒子認為是男爵派工不妥引致，因此與沈默認命的父親發生矛盾。後在豐收節破壞蔬菜。大家懷疑男爵兒子的虐待者就是蔬菜破壞人。父親三次掌掴大兒子，在被男爵炒掉一家人不久後上吊。 3，鄉村物質領袖男爵很生氣，要村民交出變態行凶者，並在外國渡過冬節，但他的兒子被人搶笛子並推下水了，男爵夫人忍無可忍，要離開這個家，並表示她愛上了第二個男人，雖然她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德國有太多的冷漠，怨恨，妒忌，暴力。但他丈夫認為她離開是因為她和那男人上過床了。 4，搶笛子男孩被作為男爵助理的父親要求交出笛子，掌摑踢打後仍然說沒有！等父親走到樓下卻大吹其笛，這次父親拿了一條拐杖上去。 5，老師的未婚妻，因為男爵兒子被虐而有失職之嫌，被辭退，醫生对其关心幫助，两人得成連理，當然這要女方父親同意，老師上門提親，父親第一句問，你養得起老婆嗎？ 6，鄉村精神領袖牧師，路德教，相信原罪，紀律，嚴於要求自己的兒女，兒女食飯遲到都要懲罰，語氣中充滿了虐戀精神，比如說我懲罰你們，我和母親都會睡不好，用鞭子責打，用綑綁雙手的方法制止自己兒子手淫過度，在眾人面前捏自己女兒的耳朵，所有這一切似乎證明他是個家庭裡的君王（每個子女進餐後都要親他手才可離開餐廳）。但這個君王卻在最後被女兒克拉拉打敗了，他在課室數落克拉拉，她裝暈。之後她偷偷進入他房間用剪刀把他愛鳥釘成十字狀。他在幫女兒洗禮時暗示了自己的郁愤和讓步。 到最後他聽到鋼琴老師的推理時，他的恐懼似乎多於忿怒。他背對鏡頭時天知道他的表情如何。 到此我基本上已經劇透完，有些細節可能有誤，有些則加入了自己的推測，但我們從以上的事件也看出了所謂德國精神的側面，看到一些暴力事件如何在奇詭而冷漠的氛圍中被稀釋，許多事情在當時並沒有顯出它的全部特質，因為有些結果還沒有出來。比如拿中國的例子來說，只有等文革發生了，五四事件啊左聯的文誅筆伐啊延安整風啊等甚至更遠的事情才串聯成完整的歷史。 從上面的細節來看，影片與所謂NAZI上台沒有聯繫，但通過後面的歷史來看，我們應該看到NAZI的真實性質是：種族主義（矛盾转移和国家神話），紀律，社會主義（下層階級的受惠），細緻有紀律暴力和監控： 1，從影片中，很容易看出德國所謂容克貴族的性質，購買土地，主持慶典，村子半數人的生計掌握在一個人手裡。 2，下層人對於貴族的依附性很強，一家人被炒後父親上吊。由此派生的下層人對於有錢人的絕望的妒忌。 3，父權的極致，從上面的六個插曲，可以看到父親的角色，是非常嚴格的，儀式化的吻手，掌摑，干涉性私隱。 4，對於女人的歧視非常露骨。嫁女象談生意經，拋棄情婦直接說對方醜等等。妻子提出分手並說出比較文藝的理由時，直接問是否存在通奸。 5，受害者在被選中似乎是缺乏聯繫性的，有鄉村醫生，女工，富家子，弱智私生子，和糧食儲存地。這證明害人的理由是一種非常純粹的，無利害關係的暴力意志，是罪與罰式的事件，一種自我證明式的毀滅傾向。 所有以上的因素都構成了暴力合理化，通過嚴格的等級孕育出一些壓抑的性格。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叫他不要玩這個，再給他別的選擇。這樣小孩子很快就會貪新。但如果你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卻禁止他玩，玩了就懲罰他。這樣孩子的願望就壓抑了，扭曲了，得到玩具的他/她會瘋狂玩一輪直到把玩具玩殘。片子裡的神父教兒子讓我看出了最強的SM意味。但是導致死亡的暴力又把這個瓦解了。導演似乎也在這裡用了隱喻。 假如說我們看不出片子和NAZI 的關係，那是因為裡面沒有說明有哪個猶太人死了，許多人想起NAZI 上台，似乎也是從猶太人從什麼時候在德國被歧視開始計，但其實整個歐洲都在歧視猶太人，惟獨德國這樣出位。這部片子大概也代表了德國人的深思，之前的浪潮談討了未來，白絲帶則回到過去。 我想到，習慣了暴力的社會，暴力就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SM。習慣了權威的社會，崇拜也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偉大領袖。即使没有暴力和崇拜，習慣了监控和压制的社会，到達極致，最後也變成自我监控和压制的大狱。 但只有暴力一直是歷史和社會的車輪，因為它總是能最快的辗碎問題。而得到它的人，又總是喜歡花樣翻身，而且是真誠的花樣翻新。但所有花樣，在我們身受心享之前，總是看不透的，我們總是像盲者，總是當時意惘然，幸存了就只能往事並不如煙了。
附录：
摘抄自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的大屠杀与恐犹》
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
3 ) 肃穆寓言下的邪因恶果：电影《白丝带》中的父权暴力、身份解构与国家性痛苦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
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
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
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
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
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4 ) 打破电影幻象
这里导演还讨论了一个问题：道德。道德究竟是用来塑造灵魂的还是约束灵魂？这一个个表面上道德高尚、家教良好的家庭，是靠什么维持着的？乱伦、独裁、暴力、猜忌……归根结底，道德是掌权人制定的保证自己的权力能长久生效的框框条条。它教人仁慈，却服务于冷酷惩罚的借口；它教博爱，却连对亲人也没有一点点仁慈。麦克•哈内克想通过这些到今天还存在着的一个个悖论指出，道德是被高估了的。
关于电影本身：哈内克是心理大师，但他并不致力于如何运用心理技法，将观众吸引到影片上来，紧随剧情。相反，他打破这种幻象，放弃配乐，连续性剪辑等这些最基本的抓住观众心理的技法，而是用干涩、单调、不连续的风格，故意将我们从电影世界中拉回来让我们思考。哈内克擅长的，从《钢琴教师》到《白丝带》从没变过的拍摄理念，是将空间留给我们。《钢琴教师》里面爱丽卡在报复年轻女学生和沃特的亲密之前在更衣室里，哈内克给我们的是她的背影，镜头静止，她也静止，这个看似无意义的镜头持续了很久。我们知道她在思考，但我们看不见她，如何将这空白填补从而连接起上下文，也就是她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导演留给我们来想象。
在《白丝带》中也一样，马丁被母亲带到餐厅接受父亲的惩罚，摄影机始终停在走廊里，他进去了又出来，带回去一根鞭子，我们便得知了是父亲让他拿的。然后，他关起门，摄影仍然不动，维持着一个空镜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房门，一分一秒过去了，我们想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开始被打了吗？还是父亲放弃了？导演把观众阻挡在门外，这是大多数电影，都极力避免的情况，哈内克习惯让我们自己想象。过了很久里面才发出父亲鞭打孩子的声音。
当然，关于这部电影最大的空镜头，是电影本身。究竟谁是凶手？故事结束时已经不难判断了。我们有了答案，而不是导演拍在影片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幻象接受者，我们和导演一起创造了这部电影。
5 ) 《白丝带》：关于暴力的起源
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
《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
《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
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
10/01/05 4:25
6 ) 未有真相大白之前
鲁迪和安娜。 开篇乡村教师的画外音已经让我们不要指望最终有真相大白，我纠结的是哈内克自己有没有答案，是否留下足够线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所有猜测都是我个人的。）医生骑马被绊倒摔伤，但他并没表现出任何希望找出陷害他的人的欲望。男爵的孩子sigi被人倒吊起来脱掉裤子鞭打，他没有告诉人们谁打了他（我怀疑这个真的无法解释），男爵也只是不了了之。接生婆（医生的情妇），她的残疾孩子卡里被弄瞎眼睛，她声称自己知道凶杀是谁，之后却消失了。没有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 对暴力事件感兴趣的人是外来者。来了又走的警察和我们的乡村教师。教师是一个拥有很多privilege的人。他得到男爵允许去他的河里钓鱼，他得到夫人的允许和她的保姆跳舞，他能从他们的管家那里借到马车、自行车，他甚至有信心说服男爵一家不要赶走伊娃，他的父亲在外村拥有一家裁缝店，意味着他随时可以离开并且永远不再回到这个村子（正是他最后做的）。他的好奇只是旁观者的好奇。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怀疑牧师的孩子克拉拉和马丁，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说服了观众，但他并没有去揭发，面对克拉拉和马汀的谎言，他显得完全没有力量。他向他们的父亲告发。牧师，这位平时因为迟到、贪玩以及年少的最小的罪恶惩罚孩子们的父亲，这时候却在庇护他们，威胁教师。 马丁。 观众第一次怀疑马丁是他和教师在河边的相遇，那是刚发生医生事件不久。他在桥的栏杆上张开双臂行走，他给上帝一个杀死他的机会，“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医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他的15岁的女儿安娜乱伦，而安娜和马丁是同学。马丁在片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妮怎样了”（此外只有安娜的弟弟鲁迪称她为安妮）他有着陷害医生的动机。 Sigi。 佃农的妻子被男爵管家安排做事时摔死。这件事在祖祖辈辈都是佃农的家庭里，过去和将来都可能发生，这是老农夫所接受的，但是他的儿子砍掉了男爵的菜地。即使那真的是一场意外，该被报复的人究竟是男爵的管家，还是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男爵？第二件暴力事件发生在sigi身上之前，马丁和克拉拉被父亲用戒尺鞭打，这其实就是sigi的受伤方式。马丁和克拉拉恨父亲，但无法反抗他的权力。宗教的权利在牧师手中，而赋予这些权利的人则是统治者即男爵的阶层。男爵在片里看似一个软弱的封建老朽，权利不在他本身，而是他赋予了特权的那些人，医生、牧师和教师。sigi事件上，马丁和克拉拉看似没有任何动机，被怀疑的人首先只能是死了妻子的佃农和他们的儿子。 Ferdinand，Sigi，Georg。 管家的家庭。管家是与男爵最亲近的人，最有特权的人，他的两个孩子是能够看出明确动机的真正的坏孩子。新生的男孩被两个哥哥嫉恨，于是他们打开窗户差点将他冻死。sigi拥有的口哨能够吹出优美的乐曲，为此他被扔进池塘里差点淹死。这两个男孩有动机、很残忍，但同样也会害怕，相反马丁和克拉拉，他们的所做所为看不出动机，他们不会害怕，他们唯一的审判在于“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管家的孩子被父亲的皮鞭统治，他们偶尔依然敢于当面反抗，牧师用来统治则是“白丝带”，马丁和克拉拉从来不在父亲的面前反抗。在《白丝带》不得不提的纳粹隐喻方面，我们能够预见管家的孩子和牧师的孩子将来扮演的角色。 克拉拉。 《白丝带》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童话》，暗处的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活动，就好像许许多多的类型恐怖片。教师一开始就观察到村子里孩子们总是聚集在克拉拉周围，仿佛她有某种神力，毫无疑问让我想起亚瑟米勒《The Crucible》中薇诺娜耐德的角色。克拉拉非常冷静，马丁似乎总是藏在她的后面。在被父亲当众羞辱之后，克拉拉用剪刀十字架杀死了医生的小鸟。之后，接生婆的儿子——智力残疾的卡里的眼睛被刺瞎了。卡里是医生和接生婆的孩子，差点被打掉而留下残疾。卡里和小鸟一样是无辜的，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弱小，就是他们的充分的被伤害的被报复的理由。马丁和克拉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这么做。 Gustav。 小的罪恶，实施惩罚的是人，但对于足够大的罪恶，惩罚者只能是上帝。牧师最小的儿子Gustav问爸爸自己可不可以养一只受伤的小鸟，他问孩子“伤养好了，你会舍得放了它给它自由吗，你拿它怎么办？”孩子看了一眼就挂在父亲身后的鸟笼，回答说“关在笼子里啊”。这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最完美的关于伪善的解释。当父亲的鸟儿死了之后，Gustav愿意把自己的这只鸟儿送给父亲，不要让他再悲伤。一切无辜的生物都是那条白丝带，用来提醒人类的伪善的白丝带，他们的清白和丧失保护刺激着人们的罪恶欲望。在这个“德国童话”当中，有着懦弱的封建统治者和强大的权利爪牙，有着外表圣洁得可怕的家长，有着宗教的终善面具之下的极端的伪善，当最小的罪恶受到惩罚，而最大的罪恶总是能够逃脱之时，就是这个民族失去它的最后的童真之时。
7 ) 快乐的可能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在这么一个断网的夜，我看了它，它是如此的沉闷和沉重，以致于我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白白的浪费了俩小时磨尖了我的屁股。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搞懂导演那大海一般深不可测的心和思想……
[看过2010-02-21] 闷，反情节的另一种拍法。汉内克最好的片子还是《Cache》……|20221101资料馆重看：可以到9分。确实厉害，堪称拍出人类学意味了，“第三帝国前传”，民族心灵史啊这是！跟这部一比那《乔乔兔》就是个渣……当年怎么会觉得闷呢，压迫感惊悚感都特别强啊，看来还是必须大银幕看！当然要刨点分就是还是概念先行了，而且人物化的叙事人严格来说也有用得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
纳粹的童年，19年后他们20多30岁，他们最重要的人生正正伴随第三帝国盛衰。
不闷啊。答案从一开始就呼之欲出，且看他把多重线索一一收拢，空镜、旁白都用得漂亮，慢慢把一个村庄的罪恶铺陈开去。表面是代际冲突，背后是一战前德国的宗教和家庭秩序——没错，最恐怖的东西常常来源于秩序（白丝带的隐喻）。结尾名为开放实则封闭，圣歌蔓延，只有罪而没有赎罪，有祷告而没有判决。
金棕榈大银幕打卡。从一战前夕一个充满怨恨嫉妒冷漠暴力的德国村庄，辐射到整个德意志民族。从一系列悬疑事件深掘人性的恶之花，痛苦的由来与转移。刘瑜说：“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二十年后，这群孩子找到另一种宣泄情绪的出口。
刚看完本来想默默坐到字幕完。前面一个女的说：我觉得中心思想就是男的有毒，一切的（不好）都来自于男的。另一个男的附和：对父权制……马上溜了，好想对他们说少看点书吧；）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小西天。三星半。以封闭村庄为模型书写的父权批判寓言，村长（世俗权力）、男爵（贵族权力）、牧师（宗教权力）、医生（知识权力）交织出父权的不同维度，又在各自的家庭中成为滋生暴力的罪恶之源，象征纯洁的白丝带被扭曲成象征耻辱的红字。群像戏写得很工整，甚至咆哮都均匀分配。文本有不少处理巧妙的地方，比如前半部分男爵夫人练琴指点长笛一场与后半男爵夫人的儿子因削芦笛而被其他孩子霸凌，两笔写出男爵夫人的处境和出走的必然。以乡村教师（人文主义者）为叙述者和侦探串联片段是叙事特色，但也因此，被指认为凶手的孩童在故事中彻底失声。再加之结尾一战爆发历史节点的强调，理念先行之感过重，效果未必好过通常的多视点叙述。
以善之名行恶之实，专制之花结暴力之果，哈内克的刀又准又狠，对民族及个人罪恶根源的挖掘入骨三分，一如鲁迅。
相比起《艺术家》那种的为了致敬而致敬的黑白片，《白丝带》的黑白片则完全是为了主题和剧情服务，宁静神秘的叙事让人充满探究兴趣，后劲很大以至于看完阴影很大。推理占很大成分但不是最重要的，少年们成了法西斯的第一代，电影是讲妖孽的萌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歪曲着理解一下，跟白丝带的内涵极搭调。对纳粹和暴力史了解的缺陷不妨碍为其镜头语言倾倒，哈内克是我的菜。黑白片儿真可以随时拿来当摄影课学习。要说是闷片的话，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看的时候不光情绪，季节和时辰都没到位。
长期以正义和纯洁的名义，要求人们压抑人性里的某些东西，这股能量迟早会在内部扭曲灵魂，把人变成怪胎，尤其是孩子。引导一个灵魂真正成为高贵，绝不是惩罚，批评，灌输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在友善活泼的环境下自由成长，在感动中领悟。
【B】哈内克是怎么做到把那么多小演员都调教的如此出色的，太厉害了，而且这片怎么又被大家说闷啊！为毛我又一次感觉不到！是我逼格又变高了吗！
很强大但很闷的电影是存在的……
黑白画面长镜头无配乐主线隐秘，Michael Haneke把擅长的暴力刻画藏得密不透风却又遍布四处，全片因此有了克制冷静甚至压抑死寂的气氛。此外电影有非常出色的故事和主题，绝对值得解读。
如果彩色制式，会否变成“红丝带”？电影技术可以“复古”，被侵犯的童真如何回去？灵魂一旦沾上邪恶，白色——纯洁的象征，只是用来掩盖更大的罪恶，将被鲜血染红。
当一种观念变为意识形态，便会产生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快也变得无人性。它并不强调是谁做了这些罪行，而是一种集约化，像副标题“一个关于德国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是一战前夕。(哈内克本意是指代整个历史，而不仅是纳粹)，那些孩子唱着巴赫的圣咏，惩罚那些背叛他们所受教育的人。影片开头牧师的儿子走在桥栏杆上，对救他的老师解释：“我给上帝一个可以杀掉我的机会。他没做，所以他对我是满意的。”结尾众人合唱“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实在是高明的反讽。再说摄影，15：12，窗户打光与寇德卡《吉普赛人》里的葬礼场景相似，26：50至27：52，随着小男孩环绕房间到受罚，在画外音中我们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30：23田野上三个农夫借鉴了桑德的摄影集“二十世纪的人们”，26：30，人物脸部特写又传承自伯格曼。
#重看#四星半；沉静肃穆的长镜头隔着走廊和房门瞠视怪力乱象丛生，大量留白沉默逼仄出不寒而栗，平静田园里暗流涌动波云诡谲，暴力和恶行滋生的封闭空间；父权当制，神权压顶（不断联想起伯格曼父亲），阶级分明，当彼时的白丝带若干年后变成黄臂章，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去年杜蒙《小孩子》有类似（哈内克对杜蒙相当认可）。
观影盘点期，看过留脚印~
谁来这样拍一下天国的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