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

作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王童的代表作品，影片通过塑造辗转台湾不得志的将军父亲、贤良的母亲、思念大陆的姥姥、忠诚挣扎于伦理的副官，用一件又一件生活上寻常的小事描绘了战后国民党官兵极其家人撤到台湾后的生活。

影片在色彩、人物设计、主题上都比较突出。

影片中色彩多为低饱和度的颜色，但是在呈现姥姥的寿衣和红柿子时，却是使用了红色的色彩。温暖的红色与朴素清冷的淡绿色、淡黄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姥姥内心浓烈的乡愁。

影片中的人物非常典型。姥姥是典型的思念家乡的一代，而父母是尝试适应台湾这片新土地却略显挣扎的一代，小朋友们却是实实在在适应了台湾生活的一代。从三代人身上可以看到大陆烙印逐渐褪去的迹象，导演或许想以此怀念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思念，表现出大陆人来到台湾后不得不生根于此的无奈。

值得一提的是，王童曾说这是他的个人回忆录。由此可见，他或许是想通过这部影片追忆他这一代人自小跟随家人来到台湾生根的历史记忆，带有很强的乡土气息，其中蕴含他对于故土的思念以及过去时光的感叹。

红色出现在红柿子里的姥姥生日和结婚礼上，强调着古开今日的节日和庆贺传统对于人的文化塑形作用，若没了这些仪式，人将如何认识自身？而国家与故土所象征的，是节日的传承、传统的顺遗，失去节日，失去红色的柿子，千百年后，就不再有今日，不去希求国别、民族时，一切多样化就失去了意义，独特性在记忆与真实的情感中给予人们的形式意义也失去了生命，那么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

黑白开头很用心，完全的生活场景

1，吃蒜头的军官父亲，与后面的卑微鲜明对比

夜半归家

2，厨子人力发电

3，父亲点名，感觉他家是个幼儿园

大部份以孩子的视角描述败退前的时光，黑白色也可理解，毕竟是不清楚的记忆，唯有柿子还是红色的。

祖母的戏份更是耐人寻味，躲在柜子里不愿意走，随行安慰：一年半载就回来了

高要？

老人不懂时局，可能信以为真，又有了下面这幕。

这次出行就好像之前无数次外出的一个继续，给狗多喂点馒头看家护院，完全没料到一去即是永别。

此时的视角是从宅院往外延伸的，好像故乡在送别他们，直到大门最后关闭。

附一张赵高图，十分青涩

秋天的时候，橘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寒霜就要来了。鲜艳的柿子映衬着枯叶，在庭院里很扎眼。这种年头，爱吃柿子的不多了，导致在超市里并不容易买到。但柿子的中国情结，并没减弱。先说这种植物本产于中国，种植遍及全国山河，无论热带寒带，它都能生长，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它，是典型的中国植物；再说柿子树多种植在庭院，是为中国人自汉代以来的民族习惯，柿子树，也成了中国人的家园情结象征物。

最后说，大画家齐白石真的非常爱画柿子，其流传下来的柿子作品不可胜数。柿子寓意“世“、”事”，柿子满筐，喻为“事事平安”，所以齐白石笔下的柿子多为双层、平底，呈现吉祥平安之意。吴昌硕等很多历史上的画家，也非常喜欢画柿子，柿子算是中国艺术家们喜欢表达的一种艺术形象。

王童的电影《红柿子》，用一幅齐白石画的柿子图来结构整个故事，从柿子图失落，到柿子图复归，然后再到柿子图流走，描绘了从大陆去台的普通一家人的生存状况。柿子图跟故事情节的结合并不紧密，仿佛一根断线的风筝，时有时无，故事情节也呈现出断线般的跳跃连续，但总体上，还是按照时间线来讲述这家人的总体情况的。有人分析说，这部电影围绕着姥姥这个角色进行描绘的，姥姥是主角，但我并不这么看。我看到的是，姥姥不过是这个故事中所有人物的纽带，用她来牵连所有相关人物，但故事表现的，并不是姥姥这个人，而是这个大家庭。

这样结构故事的电影，在台湾此类影片中比比皆是。杨德昌、侯孝贤都喜欢这种“流水账”一般的讲述故事，王童的不少电影，也是如此的。因为讲述的生活琐事，所以情节上冲突少，线索也很难凝聚，缓慢的节奏大概会导致不少人看不下去。但如果能坐下来，深入进去，会被故事中的那股情绪所吸引，不知不觉看下去的结果，直到剧终，才发现已经看完，仍然意犹未尽。

是的，这类电影好看的地方，就是那股情绪，那种淡淡的、却沁人心脾的味道。它像是散文，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并没有说故事那样激动人心，但这面画一画，那面描一描，点点滴滴，细细碎碎，假以时日，一幅逼真而有意境的图像就呈现出来。本人是学美术的，深知此道，以西画为例，要绘制一幅到位的作品，指望着一次性成功，所谓“一挥而就”，是不太可能的神话，真正的好作品，都是要从简单的草图到单一的色彩，然后逐渐描描画画，逐次丰富，然后突出细节，最后才能形成立体的、丰富的、有细节有冲突的好作品。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线条、线索，都是粗略的，故事情节是细碎跳跃的，但层次之丰富、角度之多位，每个人看了，或许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解读。

拿母亲这个角色来说，就很立体。起初从大陆撤台的时候，她是位大家闺秀的形象，识文断字，又不食人间烟火，有勤务兵和佣人服务，她容貌秀丽，衣着光鲜，并不很懂得生活的艰难。所以临上船那一刻，她还在等丈夫来，说“我一个女人拖家带小的，没了他，怎么办”；到了台湾，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她从未遇到过的生存的艰难，她不得不脱下旗袍，挽起裤脚，庭院养鸡，忙里忙外，渐渐就变成了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玛蒂尔达”，什么都会干了。镜头也是随着生活的变化，变化着母亲的外形的，她渐渐头发花白，脊背弯曲，满脸沧桑。等情节到了她主动要求丈夫出租房屋补贴家用，甚至还机警地跟租客谈判、看穿“洋买办”的奸计的时候，这时候的她，早就跟最初撤台的时候判若两人。

你不能改变生活，就会被生活改变。大时代背景下，政治的灰尘落在每个普通人肩上，都重如泰山，绝不是那些骗人的政治口号描绘得那么轻松、激情的。父亲这个角色，是响当当的军团司令（类似我们这边的集团军司令），手下掌握着十来万人马，位高权重，但政治游戏并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次的军事失败（电影中侧写的那次反攻大陆行动），就被终结了政治生命。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如果当初本来是鸡鸭，尚有俗人的求生本能；但他却是高高在上的凤凰，学起鸡鸭来找食吃，却未必比鸡鸭有本事。我们看到了他卖画被坑、推销内部供应品被冷落等等失败的求生之事，当他作为普通一名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司机不小心急刹车给跌倒的时候，满嘴的鲜血，失声的痛哭，让人热泪盈眶：你能想象吗，这可是当初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啊。他真的努力了，但这不是作战，他真的不行的。

生活就是这么真实，残酷。我们在社会上扮演各种角色，但最终，我们还是自己家庭里那个父亲、母亲、姥姥、儿子，女儿。也只有这些，永远不会改变，才具有意义。所以，片中的姥姥跟失意的父亲说，“（职业上的）那些事都是假的，只有家人过得好不好，才是真事。”想通的父亲尽管还在求生之路上不断失败，好在，他不再纠结了。

万幸的是，他们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养鸡、种菜，甚至挖坑养牛蛙；而在同时代的大陆，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亩产十万斤，反右，文革，热火朝天，把每一个人都卷入了政治的灰尘迷雾中，无法自拔，什么都姓公却不能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稀里糊涂死了好多，穷了很久，到了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发现对岸尽管也不能算很富裕，却至少已经可以称为“台胞”了。台胞者，八十年代对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之尊称也，在大陆民间，意味着“台湾来的，很有钱”的意思——已是截然不同了……

唯有两岸的柿子树，真的是同一种属，结的果子，都一样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