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Hold on&Humble

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下了什么样的判断？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但是为什么？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而根据康德（以及数不尽的哲学家），做道德抉择、思考何为对何为错，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终保障。
基于同样的简单思考，我觉得，《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也会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为对何为错，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处，干净利索。电影中提供了如下几段情景：纽伦堡大审判及阿伦特发表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论；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绯闻；在生活中汉娜与丈夫、朋友、学生的各种争论或议论。每一个都为深入思考道德抉择提供了情境基础，而每种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够重大的问题。具体来说，它们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纳粹的罪责由谁来承担】
控方指责艾希曼屠杀犹太人，而艾希曼则辩驳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竟没有感受到相应的负罪感，而（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最多只是有一点“分裂”。法庭一再用犹太人被残忍迫害作为证据，而这并不能根本动摇艾希曼的反驳。最终艾希曼还是以通常罪名被绞死，但他难道是个毫无感情的恶魔吗，或者他真是无辜的？
阿伦特的解释是，纳粹的邪恶已经远超过去的想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法典上的罪名来衡量。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时无意识的常人。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但在某且极端情境下却能犯下最残忍的罪行。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因有这种“平庸的恶”。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我没有研读过阿伦特相关的原文，但这里也不需要，电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够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倘若承认了“平庸的恶”，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经常高强度地检审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承载了最邪恶的东西？这种有点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现实吗？艾希曼作为纳粹的头领，他的行为会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与他同样的动机，也导致了同样的事情，罪孽几何？
这里当然有张力存在，但教诲已足够清楚：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自己应当如此选择，而非把一切都推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家长、习俗。当然这种检审具体如何进行、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否会让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两德统一后，向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的军警也同样被审判，他们也诉诸于艾希曼同样的辩解——服从命令而已。而这次判罪的理由比纽伦堡审判时好了许多：他们本可以在（被迫）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枪口抬高一点的。
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深度常常超过常人想象，这部电影在这一主题上达到了这个深度。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这个主题自从施派流行起来以后已经烂大街了，不过它的确值得思考。电影为我们呈现的是：不仅在民众，甚至在怀着复仇情绪的知识分子眼里，阿伦特所谓艾希曼是无知的，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为纳粹辩护。而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势必把一部分责任到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自己头上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于是来自愤怒的民众的电话或信件接踵而至，而来自朋友决裂、劝诫、失望、不理解也影响到了汉娜的生活。
其实汉娜与朋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充斥了整部电影，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伦特要以那种奇怪的态度为艾希曼辩护，只是争论在私下以种种方式被平息了。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觉得审判并不正义，但却担心妻子会不会因思考回到过去的“黑暗岁月”。而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引起众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别人没有仔细读它，但这被丈夫说成天真。众人没能阅读并理解她的观点，这究竟是因为众人的愚蠢，还是因为众人根本不会真正阅读与自己意见严重相左的观点？有人说（历史主义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断挑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即使它们是独断的。
影片中，更深一点的问题是：既然众人无法理解哲学，那么哲人是否应该把自己激进的观点发表出去？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应，她当然不应如此幼稚，至少该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片中阿伦特却说激进并不就是错的，应当有勇气去发言（片中反复提到勇气）。还有一个内在问题：是否有一些观点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现实永远也不该说出来？比如最后阿伦特在大教室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说服了所有的学生，但却没能说服自己的犹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决心与汉娜决裂。学生被说服，是不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没能经历当年的恐怖，而犹太朋友没能被说服，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如果再说三道四那么就是亵渎？显然，哲学的危险处境在于它对一切都想说三道四。
有意思的细节是：阿伦特觉得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说在美国并不用担心被驱逐。但政治与哲学，或怀着情绪的大众与试图说出道理的哲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消解。哲人该如何做？作为大众我们该如何看待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思想，这都是值得深思的。

【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
我不是太懂海德格尔，因此不敢贸然写太多，这比评价纳粹还要复杂。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哲学学生最感兴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当年的风采。
片中每次出现与海德格尔相关的段落，都由两张旧照片引起。这些段落包括：（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在图书馆听到男同学对她说海德格尔向纳粹效忠、海德格尔上课给学生讲如何“denken”（思考）、阿伦特去海德格尔办公室、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爱做的事；以及（战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实话说，这些段落并不试图使人明白为什么教会了阿伦特“如何思考”海德格尔要当纳粹、或海德格尔为什么不道歉、或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它们主要意义是引起困惑，让电影的主题更深更广。
不仅我们不理解，片中阿伦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没能解释这个问题。每次朋友问她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她都会回答说最爱是自己的丈夫——这种甚至有些做作的爱，是否是为了抚平心中的困惑？先知式的哲人是否会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错误？还有，哲学家跪在女学生膝下时，他还是那个哲学家吗？我只能说不知道。

总之，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有关哲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比那部《维特根斯坦》强多了，尽管后者视觉效果出彩，但除了让人看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异的天才外，并未带来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首先来说媚俗点

1. 抽烟。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

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http://brucelaiyung.blogspot.hk/


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邪惡是有本質的嗎？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鄂蘭似乎被打動了。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首先，汉娜作为一个待过集中营的犹太人，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去“理解”阿道夫·艾希曼，实在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当然，她自己也说了理解不等同于宽恕）。我们在对待任何人事物的时候，都基于自己的立场，要抛弃自我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她是伟大的。
第二，汉娜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评判。她认为，他会犯下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能力——思考。他只是像做一件普通工作那样”高效、准确“的完成。当党卫军在首长的指导下，完成第三帝国的伟大理想时。他们都躲在这个庞大体系背后，机械地活着。这个”伟大的目标，民族的崛起“就是保护个人丑陋和邪恶的最好屏障。当众人犯罪时，个人就不会觉得那是犯罪。当有一个高尚的理由撑腰时，屠杀和犯罪都成了”战斗“。纳粹不是一个人，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也不会是一个人。我们是整个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就是这每一点的不作为、不反思而造就了整个纳粹。每个人都有罪，当然你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纳粹是邪恶的，是反人类的。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
第三，如果说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煽动了整个民众，那么战后犹太人的仇恨心理何尝不是民族情绪的膨胀。你是犹太人，就不应该为纳粹说话；你是犹太人，就应该仇恨纳粹；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如果，你对以上问题提出疑义，那无疑你就是叛徒。其实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生活是有惯性的，思维也有是一个固定模式。社会根据我们的出身给了我们身份，然后我们就要做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对人、对事分类，有利于我们遵循固有的应对方法来应对人事。只有大家都按照统一的规则去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平衡的（不是和平），整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的运作下去。任何试图打破的人，都将遭到攻击和打压。所以，汉斯是从情感上和思维惯性上都是不能接受汉娜的思想。舆论也是很难接受这种观点的，这和他们对纳粹的固有定义相差太远了。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情感。

所以，说到邪恶。你可以认为，人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只是看有没有一个面具可以躲在后面，合理、高尚地施恶。同时，我们都有善良的一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善恶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标准，评判同一件事时，是会有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