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2021

小孩子要是能独当一面，那是很可怕的。对于充分的表情达意，片中的小女孩们显然还是太小。但就是因为小，她们才能淡忘形式，注重内容。不知道怎么遇见了，那就先遇见了吧。这状况有点特殊啊，那就先玩起来吧，林中小屋就是快乐老家，我从小路那儿来的，外婆家就在小路的另一边。家家酒，开始。

不知道追求什么，反正不追求效率。风大了，就坐下听听。这就是小孩子的眼光，于是新眼光发现新风景。这种眼光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可以是女性的。眼光的拥有者叫瑟琳席安玛，平静，细致，恰到好处的观察，在稀松平常的画面之后，镜头总是会凝在优美的一格。这种凝视形成了一种节奏。

小女孩很可爱，我坦白了，我就是来看小女孩的，上面的这些都是废话，下面的也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一种裹在厚实羽绒服里的笨拙，孩子气，奶香味，元气淋漓。想喝牛奶吗，想，生日快乐歌呢，再唱一遍。朋友们，在车上吃饼干的那一段，真是甜到爆炸了，就像是把热过的奶倒进麦片碗，心不可避免地温润起来。

《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的新作《小妈妈》是一个小成本奇幻故事。

8岁的女孩奈莉在外婆去世后，一家人一起回到妈妈马里恩的旧居整理遗物。

很显然，妈妈的悲伤世界奈莉很难融入。她离开后，只剩下奈莉和爸爸。奈莉独自走到森林寻找妈妈儿时搭建的树屋，跨越时光遇到了8岁时的妈妈。两人开展了一段短暂而亲密的友谊。

在瑟琳·席安玛的电影中，总是讲述着关于逃离原本的世界，进入一个可以遇见彼此相爱的人的空间。

这些女性角色只能在一个私密的安全空间里做自己，分享彼此的孤独和梦想，看法和思绪。戏剧围绕着冲突的思想建立起来，总是在暴力和妥协中解决问题。而席安玛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席安玛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想要探讨一段平等的爱情故事，在《小妈妈》中希望探讨一段平等的母女关系。

席安玛认为，家庭的悲剧在于我们只有在到达和父母一样的年龄时才能理解他们当时的状态——而父母已经早已不在那个年龄阶段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大时刻也往往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无法融入成人世界构建起来的围墙。

但通过虚构和时间旅行，《小妈妈》为这种平等沟通架起了桥梁，也回答了她想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在8岁的时候遇见我的母亲，我们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

透过穿越的设定，《小妈妈》其实讲述了我们如何找到自己脑海中的时光机——你也许也曾拿着父母年幼时的照片，想象着自己站在他们的旁边。它无关过去与未来，而是剥离了时间的概念去讲述一份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用孩子最真诚天真的视角去直面悲伤、失去、痛苦和疏离。

故事的最后，爸爸即将带着奈莉离开外婆的旧居。她和马里恩都知道她们将永远无缘再见。她当然会马上见到自己31岁的妈妈，却永远不会再遇见8岁的马里恩。

于是她们相约一起完成了最后一件事——划船冲向湖心的金字塔。

是轮回，是永恒，是时间。

一切平静流淌的情绪都在此刻汇聚成激荡和冲动。

不像大多数男性导演喜欢阐释穿越的原理和机制，席安玛的穿越并不是噱头，只是给了孩子们想象中的对话一个时空平台，是一个女性对于母女关系最亲密的表达和想象。

席安玛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过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并不非常亲密。她知道母亲看了这部电影，却不知道后者怎么想，而她自己也并不会去询问她。

但她对母亲的爱，已经都写进故事里了。

-END-

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

记得导演采访时说过她自己的剧本都是从确定了结局部分开始倒着写出来的，我非常理解那样的创作方式，毕竟也曾喜欢那样的方式去结构故事。这次也不例外吧。

异性恋家庭，小时候的经验是妈妈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整个家的氛围，自然会希望她总是高兴的，自然会总是去做取悦她的事儿，直到意识到那不是我的责任。。。逗笑了妈妈，那时候还是不懂为什么她又那么容易恢复到悲伤状态？片子里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全世界的做妈妈的女性心境都差不多一样的吧。

现在关心照顾老妈的时候，她会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瑟琳·席安玛再度来到了柏林。

她曾在2019年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斩获了最佳编剧与同志金棕榈，但她的首个大奖，仍是2011年在柏林以《假小子》获得的泰迪熊评审团奖。十年之后，回归的她再次奉献了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

席安玛已然是闻名电影节的一位女性导演，这里的女性当然不仅仅指涉着性别，也指涉着她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稳扎稳打的作品序列中，她探索的主题已然囊括性别认同、性别凝视、女性成长、女性之间的友情与爱情。

《小妈妈》同样致力于女性议题的银幕呈现，但这一次的焦点是亲情与母女关系——席安玛用甚为精准的影像，再度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内莉随父母回到旧宅，却在森林中游荡时遇到了来自过去的妈妈。这个“小妈妈”与八岁的她年龄相仿，带着她四处玩耍、搭建木屋，甚至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于是在孩童的目光中，记忆之河开始交错流淌。

除却搬弄时光的方向，即便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妈妈》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影片相提并论。

后者的母亲常常深陷于影片所属地的文化土壤之中，被迫为了亲情与子女的幸福完成自我牺牲，身为主角的女儿，成为了试图让母亲完成“步入正轨”的人物。

而在前者那位孩童之间的交流中，当然不存在成人所谓的“正轨”，内莉以甚为尊重的姿态，试探着母亲的记忆、体认着母亲的痛苦。

孩童视角成为了理解《小妈妈》风格的核心元素。这种元素在许多影片中只是切换镜头高度或是覆上滤镜的成人视角，但在这部高度自觉性的影片中，它成为了串联影片叙事方向与情感线索的方式。

她在母亲房间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物件里，捡拾着拼凑自己内心那则童话的零件，正如过去的母亲曾捡拾树枝来建构木屋。父亲也给了她一颗绑着绳索的回力球，那是一个“只能独自使用”的玩具，于是她带着它来到了森林之中，开启了一段“只能独自使用”的故事。

于是，童年时的小妈妈成为了内莉的玩伴。这或许是她在现实中的想象，或许又是她在超现实世界的奇幻之旅，我们对此无从知晓。这种不假思索的合理化叙事，也是孩童视角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眼中，奇迹实在太平常了——这也是是枝裕和那场动人《奇迹》的主题之一。孩子们可以对着飞驰的列车许愿，也可以在森林的游戏中直接让愿望实现。

在这个奇迹或想象的世界中，摄影师克莱尔·马松极富诗意与秩序感的影像显得格外自洽。高对比度的用色与摆放齐整的构图，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呼应着绘画与艺术的本体论主题，但在《小妈妈》里，这些视觉元素成为了童话叙事的一部分。

于是刚刚出门的内莉，再度随着自己的小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内莉也在那里遇到了年轻时的外婆。现实版的她已然逝世，而年轻版本的她与未来一样拄着拐杖、玩着填字游戏——这游戏就如内莉投身的奇遇一样，是一则精致的谜题。

诚如上文所述，内莉以尊重与试探的姿态，与此刻同龄的母亲一起，寻求着解开谜底的方式。外婆的逝世构成了谜面的重要线索，也成为了这场跨时空母女交流的关键内容。母亲对于内莉的意义，或许就等同于外婆对于母亲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内莉的想象甚至可能也衔接着母亲的想象。当母亲正处孩童时期的时候，当八岁的她四处捡拾树枝的时候，当她担心自己母亲病情的时候，她或许也与如今的内莉一样，想要一个玩伴、一种陪伴、一个可能理解与体认自身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儿童的时刻，也是属于母女的时刻——同样纯粹如冰、柔情似水。她们在仍未消解于社会建构的自然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木屋。这也是席安玛这位高度自觉的女性导演，思考母女关系的方式。

相较蔚然成风的女性研究，关乎儿童的思考便显得有些逊色。但长久以来，儿童的逻辑、想象与记忆似乎与女性一样，处于未受尊重的阶段。“她们不过是孩子”——儿童们就如“她们不过是女性”一样，被排除到所谓正常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之外。

于是不愿受到语言规制的影像们，开始探索着这些边缘的空间。如席安玛这样的导演，在女性与孩童的世界里发掘着更多的可能性。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想象路径告知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真相，也不只有一种亲情。

《小妈妈》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世界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是相通的。在从外婆到母亲，再从母亲到女儿的生命路径中，或许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小妈妈。

她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妈妈，也都可以扮演孩子。外婆玩着填字游戏，母亲玩着木屋游戏，而女儿则玩着回力球游戏。母亲与女儿甚至一同玩着关乎警匪的角色扮演，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下，她们也扮演着女性，扮演着不同年龄的“妈妈”。

在某些时刻，现实甚至浸入了内莉的奇幻世界。八岁时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身处同样的场景，甚至进行了温和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过于动情的角色扮演，只是领着自己的一个朋友会见另一个朋友。

正如《小妈妈》的片名一样，它是一部深沉而轻盈的电影。“妈妈”似乎意味着很多东西，意味着亲情关系、社会身份乃至性别路径，意味着这个世界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切。

但妈妈也可以是“小妈妈”，这时的她是一个八岁的好朋友。我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问候，就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所有苦闷。

“秘密，不是我们拼命想隐藏的事情，而是我们找不到人诉说的事情。”

母亲和女儿，闺蜜和伙伴，精灵和人类，实体和倒影，我们要的只是一次彼此倾听和伴行，甚至连读懂都不一定。

“我的悲伤不是你造成的”。有这一句，已经很好。

设定不算异想天开，但很任性，真的任性——为啥两个人能在各自的时空里互穿，触发点是什么、宇宙的罅隙在哪一个刻度上开口，为啥周围的人（外婆、父亲）也会配合着具体时空的认知需要、以恰当的年龄和面貌分头出现，这些都懒得解释、也不用解释。

两座一毛一样的房子，这座跑到那座就回到从前，那座跑到这座就掉入现在。

导演好像只负责提供足够具有辨识度的线索标志物：手杖、墙纸、涂鸦本、填字游戏、床尾的黑豹，配以大量的同景别换场，告诉你谁是谁，或者说，谁是曾经的谁、谁是后来的谁。

因为是席安玛的作品，又因为是“回到过去见妈妈”的题材，一开始，我险些以为，它是用《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影像质感，去拍《你好，李焕英》而已。

之前写过的关于《燃烧女子的肖像》：

你成了她唤起自我的触媒，她以你为契机，开启了音乐、游泳、独处的时光，还有性和爱，你以她为契机，找到了新的创作观，对艺术最原初的冲动和愉悦，还有性和爱。

她原谅你的谎言、配合你的任务，只因为要看到一个你眼中的她，然后要那个她实实在在地感动你，只因为要被你凝视，然后在同样的位置实实在在地凝视你。

我喜欢那一段三个女人留在岛上的段落，仿佛从时光的暂停键里借来的乌托邦，一起搭救着自己的命运，一起尝试着对方的角色，一起做着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和理由、却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毕竟，你们的人生里，最缺的就是“自己”。

你们被定义成主人、客人、佣人，那是外力的要求，是男性社会对你们的戏码分配，和礼序建构。

现在好了，现在，岛上没有男人。

甚至整部电影里，都很少有男人。

之前写过的关于《你好，李焕英》：

它有一些很传统的结构：“回到过去做了诸多努力，却发现生活是无法改写的，机关算尽，命运依然沿袭着它认为最好的安排”，这是几乎所有穿越题材都在反复演绎的真理。

“我以为我足够聪明和贴心地为父母铺排好了一场局，却没料到知子莫若母，父母早已用他们的智慧将一切洞悉，我做的一切其实都在她的凝视之下发生，我替她圆梦其实我的每一个梦里都装着她的梦”，这样的套层，也在许多以两代人关系为主旨的作品中出现过——比如李安的《喜宴》——虽然略显鸡汤，但总能十分管用。

它又有一些很创新的结构：国内之前的穿越电影，都是“回到过去为自己解决一个问题”，《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都是如此（虽然后者也涉及父子亲情，但它总归是从儿子自身的情感需要出发的），但这回不一样，这回是“到过去为母亲解决一个问题、到过去帮母亲走出困境、到过去替母亲建立一种更好的生活可能性”，这个更好的可能性里，还要以抹除“我”为代价——撮合母亲与另一个并非“我”父亲的男人，于是，行动人物（我）和欲望人物（母亲）之间是分离的、是对立的，这释放出巨大的叙事张力，也释放出更打动人心的双向奔赴、双向的自我牺牲。

《小妈妈》里没有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可以建立的更好可能性，它不存在着对人生的搭救和改写企图、也就更不必抹除谁和追究谁，它自始至终在一个更加抽象也更加幽微的维度里行进着。

因为上面那些，都是情节，而这里边，都是情感。

所以它没有前文本：童年创伤是怎样发生的，中年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外婆对母亲做了什么，父亲和母亲间发生了什么，外公又是死是活，影影绰绰从未明言。

再心思细腻的孩子，也未必想读懂那些成人世界里的隐秘。她只想有不疾不徐的沉浸、随风入夜的怀缅。

你甚至可以认为，孩子是天然具有“把一切人为放大”之倾向的：也许妈妈只不过是面对丧亲之痛的无从排遣，先行离开了勾起伤心事的旧居，去新家等待负责善后的她和父亲，但搁在小姑娘孤独的心灵体验中，就会萌生“妈妈可能再不回来”的恐怖揣测。

情节要自圆其说的完成，情感只要你知道它有、共振、然后结盟。

房间永远是空的、至少是接近于空的，就像对白和配乐，是接近于无的。

但划艇和煎饼的那一段欢愉，是片子里情绪唯一起来的一下，必须有这一下，这一下让我瞬间破防。

还有那个细节：父亲从不跟她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在她一再要求下，终于小声吐露“我特别害怕我的父亲”。惜字如金的刻板的男性社会，与女孩所呼唤的精神交流之间的隔膜，来源不过是上一代男权的宰制与规训转移。

他们永远无法共同保有一个秘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林间人迹罕至的树屋、水中形制奇特的建筑、色泽丰富的灌木、落叶满覆的小路，它们一起联通了人性最幽微的部分、过去和未来的无数种情愫，联通了爱意或悔意、骄傲的忧愁和不可解的伤逝、心底的温存及难于启齿的依恋，联通了最坚硬的柔软、最凄凛的明媚、最早熟的童年和最自闭的盛年。

妈妈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哦，原来是和我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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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A的开场导演有介绍这部电影是她有一天脑子里有了两个小女孩在树屋前玩耍的画面，但是在她的想法里的这两个小女孩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她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所以就想写成剧本，但是当时也同时在写她写的最艰难的剧本《烧女图》，因此就搁置到了2020年的三月份，在全球因为疫情开始封锁之前，她先自己封锁了一个月完成了剧本。在整个第一波全球疫情的过程中她都没有再打开剧本。本来这是一部“啥时候拍都不要紧”的电影，但是因为疫情，突然让电影里“与亲人告别“的主题变得非常contemporary，也变成了一个“时代非常需要”的电影，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拍而且是马上得拍”的项目。从2020的七月份开始本片开始进入拍摄和制作，马上送选了柏林电影节。

这场Q&A在11月16日伦敦Picturehouse Finsbury Park举行。也是电影院的第一次Q&A活动，话筒时好时坏。导演时不时就要自嘲一句这是话筒自行censor feminism哈哈哈哈哈

（语法估计错乱 导演也是口语说说反正没录音全凭记忆）

1. 一位亚裔美女第一个举手提问：Hi I'm a big fan. I really like how you portrait children characters in your film. (然后举了Tomboy的例子) My question is, What’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 Do you like them? Does it sounds like I’m flirting? Because I have to shot my shot (底下的英国人此时都笑疯了) I mean when you directing them do you talk to them like they are adult?

导演： What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my therapst will very happy to hear the answer of. I don't have children myself, but I choos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接下来大意说觉得小孩是这个世界上最直接聪明的物种，每次他们提问什么问题都是带着一腔的真诚和对全世界的好奇发问的。儿童演员也很厉害，你带他们进片场，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马上就能学会用你的语言表现出来。在这片里面，她原来有两句台词是需要两位小演员问的，但是在跟她们讲戏的时候，小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问，导演意识到了这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台词删改了。所以这个电影里看到的小演员的表演，也都是经过她们的二手审查在她们的年龄和背景会说的话。

2. 有位观众注意到了导演的电影里一般用的音乐非常少，对话的密度很大，只有一首所谓“来自未来”的歌，想问导演选择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以及因为这首歌是80年代很流行的一首电子乐，考虑到导演的年龄选择这首歌是不是因为这是导演是小孩的时候的歌，以及引申到这部作品跟导演本身的经历有多相似？

导演：我很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种很重要的渲染情绪的工具，因此我在选择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克制。我想要观众去pay attention and focus on the things（在这里应该是指对话和剧情）而不是被音乐带着走。

关于这部电影有多私人——导演回答说这是她目前为止写的最私人的一部电影。电影在她的故乡拍摄，"I used to build the shitty version of the hut in the forest but now there is a crew." 电影里所有的着装都是她特意挑选的“because i like shopping"——比如说Nelly的鞋，她特意挑了不管是1950还是现在都能买到的款式，来塑造这样的“common space“的概念。她虽然不懂建筑——但是电影里的室内装潢——每个墙纸和砖都是她亲手挑选的，有一些是根据以前她记忆里的奶奶家的样子和喜好搭建的。

3. 有位观众想知道为什么《烧女图》是导演觉得最难写的作品，为什么《小妈妈》又是写得最容易的作品。导演说最困难是因为写的时候最难，一旦写完了就好了。以及《烧女图》的好口碑也一定程度上给了她自信，觉得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在写作和执行《小妈妈》的时候都更靠直觉去做事，更忠于自己的内心，执行起来就更简单。

4. 有位观众说他回想起电影觉得电影并不是跟前面一位观众所说的“密度很大”的对话的电影，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恰到好处，表演也不会让你觉得无聊。他想知道“How the hell did you pull it off this concept?"

导演又回到了她想塑造的Common Space这个话题。"to make two characters equal on the screen" 是很难的，因此导演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怎么去找两代人的共同点，共同的体验和伤痛，让两个角色能够在common space里最大程度地进行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