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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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班跳舞的时候，思慧起哄的声音最大，喊脱裤子的时候，甚至有了恶狠狠的发泄报复意味，当程勇看向她的时候，思慧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可以想象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委屈，轻慢。

思慧这样悲愤，说明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你跳一支舞，后来你脱一件衣服，再后来你能主动摆一床情趣睡衣，不跳也得跳。再再后来即便已经找到了程勇作为“靠山”，被领班一叫就走却已经变成了本能。环境对人的腐蚀能力是潜移默化的，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思慧是为了女儿没得选，普通人，如果有选择，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能走这条路。一步都不能。

2.思慧的女儿看到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好奇，而是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冷漠和阴沉。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来他们家的男人，小姑娘不是第一天见到妈妈带陌生人回来过夜，并且她相当讨厌这些人。

思慧说，孩子半夜很容易醒。而思慧家那么逼仄狭小，隔音效果你觉得呢？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以前半夜醒来，可能听见了什么？可能看见了什么？

在青少年犯罪学或者发展心理学中，按照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思慧女儿的年龄正处于思维、认知和道德构建的重要阶段。而她在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些，又因为自己的病过早的尝到了人情冷暖。再加上单亲的因素，这种小孩子的人格其实已经很扭曲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将来她的三观很难正常，人际交往和婚恋也不会顺利，因为她已经很难拥有对他人的善意和信任，也缺乏道德意识。

想想白夜行里的唐泽雪穗。

有关成人依恋和原生家庭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几乎是终身制的。在小女孩的视角里，她看不到，或者说因为太小而不能理解思慧的牺牲，那么在她看来，妈妈是怎样的人呢？

思慧拼了命和病魔抢女儿，可是照她这种养育方式，这孩子就算活了下来，将来又能过得好么？

一个道德发育不良，人格扭曲，有严重童年阴影，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女孩，如果到了叛逆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她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性教育，将来到了青春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当程勇蹑手蹑脚的出门，并且说了一句：别吵到孩子。思慧关上门以后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他和她以前的客人都不一样。他是唯一维护她的尊严，考虑她孩子的感受，唯一把她当人看的人。其他的客人可能曾怨过她的孩子败坏了兴致，所以她才会主动说“你要是介意孩子，我们去楼下宾馆”，只有程勇说，别吵了孩子。

从程勇坚持送她回家时，思慧的表情就一直麻木而呆滞。因为她知道程勇想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是自己厌恶的。在程勇没有做，蹑手蹑脚的走了之后，她脸上才偷偷笑了这一下，变得灵动起来。

4.思慧打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扎起头发一边抡起折凳砸，这一段致敬的是张柏芝在《喜剧之王》里，第一次听周星驰上课的那一段。“折凳抡人”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里都有体现。食神里借着戴眼镜的评委大妈还说了一句类似于“好折凳，折凳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随手可得，还可以坐下来隐藏杀机。”

张长林从畏罪潜逃到接受审讯的那一段，像是真的犯罪分子一样。不仅本片，张长林的扮演者王砚辉的演技精湛到，他在《烈日灼心》里的那一段审讯，甚至被人当成了真实的刑侦录像。

张长林卖假药，恶意竞争，哄抬药价，可是当他落网后，被各种逼供，始终也没有供出程勇。也算是盗亦有道。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张长林突然有了一丝感动？那就对了，你看，人性就是这样，好人成佛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坏人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了。

5.口罩象征病人们的心防，或者说尊重。程勇刚开始推销被拒的时候，病人们带着口罩。后来第一次和病友群群主们谈合同的时候，要求大家摘下口罩，因为他觉得大家不尊重自己，大家在一片压抑中纷纷摘下口罩，象征大家走投无路迫于形势屈服于他。程勇嘴上一脸嚣张的说，嫌有菌是吧，那你们走吧。手上却悄悄地掐灭了烟。当时吕受益是第一个摘下口罩的，后来当团队解散的时候，吕重新带上了口罩。老吕死了以后，程勇从吕家出来，楼道里的人看着他，却都带着口罩，并都对他一脸冷漠。当程勇在囚车里游街的时候，人们自发主动的摘下了口罩，象征大家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尊敬他。

6.群众向瑞士药厂示威的时候，吕受益只是远远的一脸看戏表情的吃着盒饭，仿佛事不关己。因为他对瑞士方面根本不抱希望，也因为他是唯一知道有廉价药的人。

7.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不想死了。他离世看得最后一眼也是儿子。不想死是因为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

老吕为了希望而生，又为了希望而死，他不知道，其实他只要活着，对他妻子来说，就是希望。

8.吕受益的橘子。吕受益在宣传海报上就一直握着一枚橘子，在剧中也一直讨好似的对别人说“吃个橘子吧”。但是只有黄毛一个人吃了。还是在他的追悼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吃。

9.黄毛一直在立各种flag。三个人斗地主，那一轮老吕是地主。结果程勇只剩最后一张牌被黄毛的双王炸了，导致老吕顺利出了牌。程勇发怒把牌扔黄毛脸上的时候说，你炸他啊，你炸我干嘛？黄毛解释：不炸，你跑了。内心就是我不能让你跑了，跑了，药怎么办。后来吃散伙饭的时候，黄毛第一个跳起来把杯子砸了。 吕受益的橘子只有是黄毛吃了，结果吕的追悼会过后他也死了。黄毛曾经跟程勇说，车让我开一下呗。程勇说：你开个屁。黄毛说：“开一下又不会死。”结果他保护程勇的时候，第一次开车，然后就死了。程勇说让黄毛回家一趟，黄毛说，不回了，家里人以为我早死了，别回去再吓着他们。黄毛本来打算干完这一趟就回家的，火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就这一趟就死了，到死也没回成家。黄毛第一次被程勇抓的时候，眼瞅着抓不上了的时候，他出车祸了；他最后一次被警察抓的时候，又是眼瞅着抓不上的时候，出车祸了。

10.除了上文提到的尊重外，口罩的另一个象征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老吕不想死的时候，口罩能戴三层，当他自杀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黄毛是病人里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带口罩的，也是唯一一个事事好勇斗狠不要命的。他工作和吃饭的地方是屠宰场，见惯了刀锋、尸体和鲜血，另一方面，屠宰场一派污浊，惜命的病人根本不会去那里；和张教授打群架的时候大家本来想着是自保，黄毛第一个冲上去把保安一脚踹倒；警察搜查店铺的时候，程勇和老吕都蹲下了，只有黄毛凶狠的瞪着警察；在夜场跟领班起冲突的时候，黄毛第一个握紧酒瓶准备砸场；散伙饭上跟程勇闹脾气，让碎玻璃杯把自己扎得满手血。黄毛的台词很少，但是眼神和气场很足，他眼神一直是恶狠狠冷冰冰又充满挑衅的，只有三次，他的眼神曾经柔软过，第一次是程勇给他发工资，第二次是在码头看夕阳，第三次是他以为他逃脱了警察追捕后那兴奋的一回头。

黄毛很小就离家出走在社会上闯荡，他究竟曾经历过什么，才把他变成如今这种“恶狠狠冷冰冰充满挑衅，看着沉默寡言，却随时准备不要命”的样子呢？

11.程勇的父亲在片头，医生说他病危的时候，他吃饭洒得到处都是，还闹情绪拒吃。第二次程勇喂粥的时候，当时程勇挣到了第一笔钱已经安排程父做了手术，喂一半被小澍打岔程勇一时分心没顾上，程父着急了用上海方言说，你先让我吃饭！说明确实好转了很多。标志着程勇生活从此进入正轨。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原因之一。

除了家人的牵挂外，另一个原因是，程勇其实一直是怕被抓的，风险他也看的到的，但是没有真的遇到过被抓的情况，所以尚存侥幸心理。后来警察真的来抄了一次店，正是那一次让他感觉到威胁是真真正正存在的，然后他抽了一夜的烟选择放弃。

插播一条：感谢来自评论区真正的警察叔叔们的专业化补充，电影里有几处明显的穿帮：a.搜店的时候，警察没有出具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时，在场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否则就是程序违法。b.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想办法帮程勇脱罪，然而片中的台词张嘴就是“虽然我的当事人犯罪了”，在法庭还没有判刑，也就是罪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律师不能替他的当事人认罪，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c.程勇从监狱出来，居然没有剃头。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出狱时却还穿着以前的衣服，这不可能。

12.程勇第一次拉刘牧师入伙的时候，忽悠他说，神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时候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赚钱。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想坐牢。后来老吕死了后，他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情况下决定以成本价甚至赔钱代购药，那个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3.片尾程勇终于被抓的时候，即使警察把他的脸按到地上，他也一脸坦然安详。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药箱逃走的下线们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终于崩溃，因为挣扎而变得扭曲的脸上写满了难过与不甘。还有那绝望的眼神，那一刻，他仿佛是倾尽所有仍然无法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14.程勇听见吕受益清创的惨叫，被吓得坐立不安。而老吕媳妇坐在他旁边一起听着，却面无表情。说明她已经听得太多了太久了，听到习惯了，麻木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王传君这里的表演还可以更进一步，比如嚎着嚎着突然破音了，或者嚎着嚎着声音突然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呜呜咽咽，显得太疼了太虚弱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发不出声了。他其实不需要一直嚎得那么始终一贯的惨烈。再比如，他跟程勇寒暄的时候可以声音嘶哑一点，更加能体现已经被折磨得很久了。

有人提到王传君是受了妈妈在医院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见仁见智吧。

15.警察曹斌一直在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中纠结。第一次他跟局长说，他在侦查中发现印度药有效，局长打断了他，于是他选择了职责。第二次他在楼梯上劝局长别查了，局长说，法比情大，我忍你够久了，让开。于是他再次选择了职责。当老太太向他求情后，他去洗了把脸，然后看向镜子，那个时候他在自我拷问，他自己和他镜中的影子分别代表了职责和良心两个立场。然后镜头聚焦镜子里的倒影，暗示他要选择自己的另一面，选择良心了。接着辅警进来问他怎么办，他说放人。再然后黄毛死了，曹斌至此完全站到了良心的一边，选择背下处分彻底撂挑子。

16.在机场的时候，曹斌对程勇说，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那个时候曹斌已经知道了程勇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来提醒他小心甚至是来通风报信的。可惜程勇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结果当晚就被抓了。等程勇出狱的时候，曹斌去接他，说了同样的一句，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这一次程勇没有拒绝。第一次他拒绝，一是儿子走了伤心，二是因为晚上病人还等着他送药；第二次他应邀，却得知病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他。

“别卖药了啊，格列宁纳入医保啦，没人买印度药啦。”

“纳入医保了？哦，那挺好。”

纳入医保这件事，程勇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些年究竟有没有人来看过他呢？

（有狱警提醒我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监。可是这不是恰好证明了，确实没有人来看过他的事实吗？连直系亲属，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来探望过，不是恰好证明程勇处境凄凉么？）

17.思慧第一次问程勇，外省卖不卖。程勇脸色一变说，不卖，要低调，我不想坐牢，闹大了大家都没药吃。重出江湖的时候，也只肯给卖给旧名单上的人。后来印方说药厂已经查封，程勇反而放开了，决定卖外省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快进去了，因为他不能保证印方不供出他来，比如搜到他的签字合同。其次是印度药厂已经查封停产了，索性破罐破摔能救多少是多少。

18. 在码头看夕阳的时候黄毛走在程勇身后学狗叫逗程勇，暗示他忠犬属性，后面为了掩护程勇，不惜自己开车冲到警察面前挑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死后程勇坐在他屋里对着遗物哭悼的时候，镜头里闪过一条白狗。

19. 曹斌曾经极度看不起程勇，在警局里他曾经气到歇斯底里的要揍程勇，当时曹觉得程没出息还打老婆简直混帐，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程勇靠在墙角畏首畏尾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后面黄毛没了，程勇追到医院瞪着猩红的眼睛咆哮着歇斯底里的要揍曹斌，此时程觉得曹冷血没人性，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曹斌瘫倒在墙上手足无措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程勇曾经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然后看了程勇一眼，补充了一句，以前是。

其实这个转变不止黄毛，曹斌也是。

20.程勇拉神父下水的时候，大道理一套一套，假装自己是为了救人，然而他实际是为了赚钱逐利；后来在被曹斌质询的时候，他抽着雪茄说“我这么大的厂子我能赚多少钱，你说的那个能有我这值钱吗”，假装自己逐利，其实是为了能接着救人。

21.程勇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放眼望去，印度各种脏乱差，背景音乐也是garbage garbage垃圾垃圾，可是在一片垃圾中，有救命药，小孩子在楼下空地活泼的嬉戏；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干净又繁华，病人却吃不到药，小孩子冷漠的看着妈妈接客。

22.吕妻在家宴上，把荤菜调换到了程勇跟前，又满含热泪的、虔诚的直视着程勇的眼睛，敬了程勇一大杯酒。后来在追悼会上，她面如死灰，看都懒得看程勇。

在她看来，给她希望的是程勇，毁掉她希望的也是程勇。

在老吕媳妇跪求程勇重新出山的时候，我突然有个疑问：打开销售渠道的思慧是老吕联系的，翻译神父是老吕联系的，甚至一开始印度药的信息也是老吕带来的，老吕才是白血病患者。既然所有的线索老吕都知道， 程勇干不干真的重要么？神父已经有了印度人的电话，他们要是愿意，完全可以自己把线搭起来去跟印度人谈判把代理权抢过来啊，程勇说的没错，他又不是白血病人，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呢？

老吕媳妇的演技很精致。她很聪明，没有像现在很多演员，演寡妇就是在葬礼上哭天抢地大吼大叫。确实的，人在悲痛到极点时候，是哭不出来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23.思慧的丈夫在得知女儿生病后选择了抛妻弃子。但老吕在查出病的时候，老吕媳妇只怀孕五个月，完全可以引产。可是她没有。医生说老吕要骨髓移植，但仍然可能人财两空，她毫不犹豫的说，我们做。

夫妻本是同林鸟，有人选择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人本来至死不渝，却不得不面对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24.程勇进去的时候，有一条街的人送他。因为他是他们的药神。三年后格列宁纳入了医保，人们不再需要吃高价药了。于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接他的只有曹斌一个。当然，你可以抬杠说，病人可能在这三年中不幸过世了。可是一条街的人死完了？夸张了吧？就算病人没了，那病人家属呢？家属来代为致意，有吗？你也可以说，家属不知道具体出狱时间。可是，如果是经常来探监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要有心打听，会不知道具体时间？

至少，思慧和神父，作为老员工老朋友，该来吧？可是人呢？

程勇为了救人，送走了儿子，赔光了厂子，还失去了三年自由，可是当人们不再需要他的时候，来接他回家的就只有他相爱相杀的小舅子。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影片前半段病人送了一面锦旗：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

初看是觉得无厘头，全场都笑，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这锦旗恰恰是对程勇的预言。

（事实上，连曹斌接程勇也是穿帮镜头。评论区的狱警叔叔指出：程勇已经离婚，所以曹斌不算直系亲属，不具备探监资格。曹斌是公安系统，而监狱是属于司法行政系统下面的监狱管理局来管理的，名义上都是警察，实际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所以不存在内部消息一说。如果曹斌能够得到消息，只可能是：a.通过监狱的狱政管理科审批。（不是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b.认识看押他监区的人传话（违规行为）。）

25.老吕死了，老吕媳妇不原谅程勇，黄毛不原谅程勇，病友们在老吕家门口乌泱泱站了一大群，全都阴森森的瞪着程勇。连程勇自己都不原谅自己。

可是老吕的死，是人家程勇的错吗？程勇要是真的不管老吕，老吕应该都死了多久了。就像程勇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大厂的工人要养，他不想坐牢，有错吗？病人不想死，那他程勇就想吗？可能他错就错在他不懂有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救人是不够的，人们要的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没有救到底，那你就有错。

于是程勇为了救人终于把自己救进了牢底。

明明是团伙“作案”，最后坐牢的只有程勇一个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6.每个角色在面对可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大佬”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变得卑微，甚至谄媚。比如思慧面对夜场领班，比如老吕面对程勇，比如程勇面对下访车间的领导调查团，比如求情的老太太面对曹斌。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但人在偷生的时候，也确实能卑微如蝼蚁。

27.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卖假药的宣传大会上，BGM是《感恩的心》，另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之前卖的是面粉做的完全没用的假药，十来年没出事。后面张卖的是有效果的走私药，结果没多久就被抓了。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通缉他。

28.剧中的患者们，包括现在看了这个片子的观众们，都在抱怨特效药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为什么要研发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国产靶向药。但你去高考报志愿的版面看看，全都在生物劝退，制药劝退，化工劝退。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天灭理化生，退坑保平安，计算机大法好，金融饭碗宝。生物化学圈子里，读博读不下去转行的，因为待遇差养不起家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被迫转行的，在实验室待太久已经和社会脱节的，甚至三四十岁项目做不出成果没结婚没存款最后压力太大跳楼的，多的很。

至于投资圈，很少有资本愿意给生物行业砸钱，毕竟坑太大，风险太高，回报率太低，回报周期又太长。

2002年，部分国家GDP总量，第三列以美元计量，第四列以人民币计量

一个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成本都赶得上一个国家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了，就问普通资本谁敢轻易碰这个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为了牟取暴利，为什么不选来钱快来钱多成本小的项目，反而要填医药这个坑？项目成功了还好，项目一旦失败，几十亿几百亿就等于打了水漂。

这也是印度药这么便宜的原因，因为它是盗版，他只要照抄配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长年累月的研发，它的科研成本为零。

所以问题就回来了，穷人不想死，那辛辛苦苦搞研发的科学家和投资人，就应该死么？

绝症A已经研发出了特效药，所以你们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还没有研究出对症药的绝症B的患者，就活该等死么？

非要拿利润率说事的，建议你查一查福布斯全球五百强利润排行榜，看看制药企业们分别排第几，再看看榜单上第一名是谁。

29.很多人感慨药价过高才把人逼成这样。药厂定价是因为药厂有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药厂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要养活科研人员，要购买实验耗材，要有资金和动力研发更多的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药品不是食品，可以薄利多销，药品只有对症患者这唯一的销售空间，药厂必须在有限的专利保护期内面对有限的人群收回前期几十年投入的高昂成本。药价还包括了交给政府的税钱。

一个产品能够上市，是经过了企业市场调研和政府物价与质检部门审核的，换句话说，这个药价是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三方博弈所达到的一个制衡。在这个平衡点上，企业能够盈利，政府能够收税，消费者也不会绝对买不起。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贵呢？不是因为瑞士药厂追逐暴利涨价了，而是因为印度药厂的超低价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平衡。黄毛说过，就算把药卖五千，也还是有人吃不起。世界上永远存在“更穷”的人，那么降价要降到哪里才是个头呢？所以，无论瑞士原版定价多少，它哪怕良心大爆发愿意赔钱卖，只要有人敢出价比它低，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更低的，这就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企业间价格战的原因。瑞士卖四万，程勇卖五千和瑞士竞争。程勇卖五千，张长林就敢把扑热息痛加面粉卖两千和程勇竞争。

再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一支高档大牌口红，国内专柜卖400，国外卖300，机场免税店卖200，你去美妆圈打听打听，求代购的人少了吗？连口红这种可买可不买的消遣品，差价最多也就一二百块钱，尚且能有大批求代购的，那你凭什么认为，作为不得不买的救命药只要通过降价就能彻底平息民怨了呢？程勇一开始在包子铺报价五千的时候，比起四万已经低了那么多，可是群主们的抱怨又少了吗？联系自身实际想一想，淘宝上的东西都是平常买不起的吗？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凑双十一的热闹？病人在为了活命的情况下你说他会不会变得比双十一更疯狂？再重复一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而只要差价存在，消费者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吕媳妇说，张长林被抓是因为他把药价哄抬到两万，没人愿意保他了。然而你仔细想一想，既然从前4万的药都有人吃，两万的药真的完全没有人买的起么？那为什么张长林会被人举报了呢？无非是在接受不了五千到两万这个差价的人的眼里，你不让我吃药，我也不能让你有好日子过。凭什么只有我吃不起，那大家都别吃了一起死吧。

这也是程勇重出江湖后哪怕赔本也不敢涨价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如他所说“就当还他们的”）。已经按照500卖了那么久了，群众已经在心里接受了这个价位，他要是敢突然涨价，他就是下一个张长林，一旦激起群众不满，他进去得就会更快。他进去的越快，能救得人就越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只要消费者知道有差价，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太太对曹斌说，“印度药有没有效果我们患者能不知道么”，可是印度药和瑞士药的有效成分比例，杂质含量的差别，杂质可能带来的风险，她又知道么？当信息不对等时，如果劣质的货币同优质货币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人们总是熔掉良币而把劣币花出去，最后良币彻底退出市场流通，市面上全部变成劣币。既然两个药看起来具有类似的疗效，普通人又没学过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高价的正版呢？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到底是经济市场的铁律。

30.瑞士药企的员工其实很无辜，电影上映之后却成了被骂得相当惨的一个人。电影放映到示威游行泼粪的时候，影院里竟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但是，客观来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作为员工尽职敬业而忠诚，他领着人家瑞士的薪水，当然要负责维护本公司的权益，否则才是吃里扒外。

人性是复杂的，很多矛盾掰开了其实就是立场问题。这个世界本没有什么是真正黑白分明的，孰好孰坏的形象其实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然而电影却为了戏剧冲突效果简单粗暴的把医药代表简谱化成一个不近人情贪婪冷血苦苦相逼的大坏蛋。试问，如果学医制药要面临医闹打砸，要被游行的群众泼粪，还要被电影刻意丑化，被舆论痛骂，在连人身安全和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有谁还会愿意卖药行医呢？

一位顶尖学府的生物科学在读博士生，在看完电影后发的朋友圈

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31.如上文所述，药厂没有错；药企员工也没有错；程勇代购是为了救父亲，为了让更多的人吃的起药，程勇也没有错；警察要维稳，要坚守程序正义，警察也没错，警察要是真的敢带头支持盗版，那才是徇私枉法。其他病人更简单更可怜，就只是为了少花点钱，能多活几天。明明每个人都没错，每个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却不得不在一起斗智斗勇，甚至你死我活，你看，命运和现实是血淋淋的，它们才是最大的反派。 （最后感谢评论区所有帮助本文润色与补充的读者朋友）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

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何为仿制药？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

仿制药是假药吗

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

还是价格惹的祸！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

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

而中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本文系独家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陆勇，

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但在不少人看来，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却成为了所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低配、甚至抄袭之作。

所以，今天我就来科普一下陆勇的故事。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

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

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

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

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

它很独特。

但这份独特，这正是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PS:挂一位B站的抄袭up主 “宇哥讲电影”

本来不想在影评里挂人影响大家兴致的🤐但由于这位up主死不承认的态度，且屡次举报、留言无果🙃所以最终迫不得已只能挂在人气比较高的这篇原文里曝光，望大家谅解🙏

感谢所有特意从B站赶来豆瓣提醒我和帮忙举报的朋友们👍

部分抄袭对照

PPS:视频已删除，但up主至今仍未道歉

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

我从没想过，电影的片头曲会是《女友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首歌太熟悉了，熟悉到我能跟着调子一边哼唱一边跳舞。导演很聪明，一首歌就交代了故事背景，这首歌大火时，应该是零二年左右。欢快的曲调中程勇出现了，长到耳背的头发，浮肿的脸颊，油腻的夹克衫，烟灰缸里积满烟屁股。每个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过往是一笔烂账，看不见未来的路，身上却负担着老和小，像只蜗牛，动弹不了。

我在程勇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身影，那个现实摧残下苟且偷生的疲软灵魂。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要有个身份。什么是身份？要有钱，有了很多的钱，才会有房子车子，肉身才有稳妥的依仗，才会有尊严。程勇生活魂魄，前妻要带着儿子移民，父亲等着救命钱，除了铤而走险，他无路可走。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现，使他踏上了冒险之旅，往返于中印之间走私‘假药’。

《神曲》里有句诗：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这句诗原本是写地狱之门，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医院门口，也毫不违和。医院里除了产科和儿科有一丝朝气外，其余的地方永远笼罩着死气，再大的太阳也驱散不了病房里的阴霾。只有进了医院，才会知道钱有多不经用，它和纸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大。

25岁那年的暮春，父亲出了事故，躺在医院里。和电影里的白血病很像，他得的也是绝症，尿毒症，一场严重车祸彻底摧毁了他靠药物维持的平衡。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求生是人的本性，他努力配合着所有治疗，我总是希望能有奇迹降临。ICU里一天的费用是一到两万，每日用钱吊着命，救活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一。快住满一个月的时候，实在没钱了。我准备去要账，去河南一个偏僻的小镇，要几万块钱的赊账。我买了份地图，准备租赁一辆汽车连夜出发。母亲知道了，抱着我哭，不许我走。她害怕我有去无回。永远不要怀疑一个母亲的直觉，我当初的确是存了荆轲之志的，只想着一定要弄到钱，就算有犯法的勾当也会干，搞不好杀个把人，卖个把肾，都有可能。后来那个商人听说我要找他家里去，就把钱打过来了。父亲在医院拖了一个月，还是去世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愧疚却刻入了骨髓，夜夜让人不得安息。我只能到病人中间去，用那一点点微薄的成就感抚平愧疚。

肿瘤科里，最不缺少就是绝望的眼神，每每让我不忍直视。病区的走廊里飘荡着永不停歇的呻吟声。病情轻的病人，晚上回家，隔几个月来住院复查；病情重的病人，只是没日没夜的受折磨。上化疗的病人，统一圆乎乎的脑袋，穿着纯棉家居服，他们喜欢尽可能的和医生护士多聊一会儿天。至于化疗都上不了的，就在在折磨中等死。‘护士，给我打针吗啡吧！我疼的不行了。’上夜班就是穿梭在呻吟声之间，一次次的打开麻醉药品柜，为病人注射各种止痛药剂。

曾经有一位女病人，农村人，病情很重才送过来。身体枯瘦如柴，却挺着一个大肚子，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一样。卵巢癌，肚子里全是腹水。路也走不动了，一天至少抽一次腹水，只能卧床。她前面化疗用了两个疗程，可是排斥反应太大，加上也没钱，就停了。晚上呼吸困难，在床上躺不下去，只能搭着床板坐着睡。人没有希望，钱却不停花出去。那会儿的病区在七楼。有天下午，她让丈夫下去买饭，自己从通风的窗户钻出去，寻了短见。一年之后，在她的忌日，她的丈夫悄悄来了医院，还是在这个病房，趁着没人时从窗户钻出跳了楼。也许死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他们在阴间能够相见。这件事以后，整个医院的窗子都被封了，原来能探出一个头的窗户，变得只能勉强伸出一条胳膊，透气而已。

有天凌晨三点，主任突然打电话，紧急情况，回院加班。大冬天的，套了件大衣，骑自行车赶到医院。原来是有个病人不见了，她得的是白血病，五十多岁。监控看到她趁值班护士在治疗室抽药，溜出病区，走廊之外没有摄像头，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于是到处找，楼道、垃圾间、安全通道、开水房，顺着楼梯一层一层看。警察也来了，大家找完了病区，又去车棚和花园里看，电筒的光柱在冬夜里晃动。最后我们找到了她，在医院后面，供应室和食堂之间的一个小过道。三米宽的小过道，因为供应室和厨房都要用水，所以有一条沟渠，大约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那个中年女病人，头朝下匍匐在水渠上，窒息而亡。后来我一直在想，她是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才以那样一个姿势死去？人的求生欲望最强，她的两手撑在沟渠边的水泥地上，只要手臂稍微撑起，她就能够躲开死神，但是她没有，她用一种最强硬的姿态迎接了死亡。她可能找遍了整个医院，没有找到一根绳子，没有找到一个露台，没有找到一把刀，连死都是如此艰难，最后她只能选择了一条让意人想不到的小水渠。

程勇虽然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他的药挽救了那些吃不起进口药的平民百姓。这件事，虽然出发点不光彩，过程违法，但的确有意义。在卖药的过程中，他有了朋友，找回了尊严，还疑似遇上了爱情。可惜好景不长，药贩子张长林找到了神油店，要程勇转出代理权。先有利诱，后有警察突击检查，程勇退缩了。他本来是为钱，现在钱已经有了，他更重视自己的小家。曾经的五人组合散伙了。程勇当起了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张长林不久被通缉，加价到两万的仿制药也没有途径再能买到。吕受益停药后，病情恶化，他的妻子去找程勇，绝望下跪在了工厂门口。程勇去看老吕，他望着程勇露出一个虚弱笑容，没有丝毫怨恨。这一面就是永别，在没有希望的病痛折磨下，吕受益选择了自杀。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有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

病人的绝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疾病会剥夺人的一切：健康、希望、尊严、金钱、感情，哪怕有家人陪着，也掩饰不了被上天抛弃的事实。连呼吸都是奢望时，你愿意为了生存付出一切，或者，愿意为了逃避痛苦放弃一切。家属，则是长久的煎熬：愁病，愁钱，一天天挨日子。在焦灼之中，也会有愧疚：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当你重视的人受难时，你会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罪恶。你必须要做出点什么来‘赎罪’。这是潜意识的驱使，灵魂需要保持一种平衡，才会让裂缝不至于扩大导致坍塌，生活才能继续。

吕受益死后，程勇受到良心的折磨，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放弃每月盈利几十万的安稳生活，选择重新卖药救人来进行自我救赎。他把儿子送出国，再也不考虑钱，不考虑会不会被抓，从前卖五千的药，现在只卖五百。他的钱来于病人，便又散给病人。在码头，他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但那是以前。两人相视一笑。此时程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份义，黄毛会决心帮他顶罪，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接连失去两个朋友，程勇更沉默了，但他还在卖药，继续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虽然吕受益和黄毛不在了，但每个病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能帮到他们，是另一种安慰。古诗中有句很美的诗：犹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爱上了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子，所以看到所有的绿草都不忍践踏。因为自己的朋友受过苦，所以不忍心见到同样患病的陌生人受苦，这种移情，正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身患绝症的人也需要尊严，也同样渴望生存。蜉蝣只能活一天，乌龟可以活上百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它们同样重要。多活一年的意义不比多活十年少，救一百个人并不比救一个人更伟大，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汉语中我喜欢‘匹夫之勇’这个词，它虽然是贬义，在我看来却是褒义的，它包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如果程勇一直是前半段的程勇，也就不会有这部让我哭到头痛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死，这是上天唯一公平的地方。当厄运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弱者，都无法抵抗。可是，在荒芜的大海中，总是渴望看见几粒不羁的星光，想抓住虚无中的意义，想看到突然爆发的人性光辉，想等到诺亚方舟的出现。

大家最感动的片段是程勇被抓，白血病患者排队送行的画面。我最感动的却是集装箱码头的那段。黄毛跳上车和警察追车，枪鸣响的一瞬间，车悲壮的冲出护栏，得意的嘴角还未扬起，卡车砰地一声撞上来，那一声鸣枪像是在为黄毛的生命致敬。整部电影在此时拉开了它的高潮。

我喜欢小人物的仗义，正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这股孤勇更撼动人心。程勇在明知脚前无路的时候仍一次次帮病人买药；黄毛在跑过集装箱码头时那一抹坚定的眼神；曹警官拒绝领导时瘦削的孤独身影；假药贩子被抓后在审讯室里的沉默。电影里这些小人物的匹夫之勇，是普通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个人力量在规则下的夜莺之歌。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电影不过是作假。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