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采访|袁贻辰　编辑|丛玉华

这是冰点特稿第1064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6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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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同事，本文作者写作此篇的感想，经允许转发朋友圈：

专访一年前和郭导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理解这段克制内敛的拍摄日常，我心里会嘀咕，采访拍摄慰安妇，不就是应该记录那段过去，像一段历史橱窗一样保留下来吗？

一年后，片子走完了电影节，经历了众筹，好事多磨终于眼看就要上映，再去聊这段故事，时间拉近了距离，也稀释了隔离感，慰安妇的痕迹越来越淡，亲切的老人形象越来越凸显，大起大落的历史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所涵盖：活着。

在我们的设想里她们一生都被苦与暗所笼罩，但事实可能是跨越七十余年对甜和光的追寻，用一双有温度的眼睛去看，会被大量琐碎的采访细节感动，会被一部“一点儿也不精彩”的纪录片惹得掉泪

很希望能为这部片子做点什么，下个月十八号上映，一定会再去支持。希望此刻看到文章和这段漫长无比转发词的你们，也能走进影院，去静静凝视那群陌生又熟悉的，奶奶。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在一起

原文如下（ 全文共8792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林爱兰老人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

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毛银梅老人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 韦绍兰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米田麻衣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文发表于 2017年07月26日 12 版）

大家好，我是蠹鱼。因为当时考虑不周，我用私人豆瓣账号发布了这篇影评。发影评的时候，这部电影受到的关注还不多，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转告给同事们，他们也感到高兴，觉得豆瓣的读者质量很高。

就我自己而言，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私人豆瓣账号，还希望能保留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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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 | 活路： 被癌症裹挟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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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大家～

受题材限制，“慰安妇”记录电影《二十二》在2014年完成制作后，后期发行宣传都因经费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后导演受到2016年韩国黑马电影《鬼乡》(与《二十二》为同类题材)运作模式的启发，在网上两次发起众筹，最终筹得经费于7月7、8、9日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获得提前点映的机会。 电影的名字是以幸存者的人数来命名的，2012年导演曾拍过一部《三十二》，2014年完成《二十二》的拍摄，截至今年电影上映，影片中的幸存人数仅为10人。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催人泪下的配乐，仅仅通过二十几位老人及其身边人讲述她们那段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生活现状就构成了电影的全部内容。以拍摄手法和表现形式来说，这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这段历史和人群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实该不该把这样的题材搬上大荧幕，该不该揭开历史的疮疤，一直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争议。我认为『了解才能被正视』，对历史正确的解读和宣扬是应该被接受的。武汉场我们也有幸跟影片中一位湖北孝感的老人的家人一起观看。 影片正式上映时间为2017年8月14日。受商业电影的夹击，电影最终能获得怎样排片也是未知，希望看过影片或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积极在微博、豆瓣、知乎、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宣传。谢谢🙏🏻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二十二》，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在写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如此沉重。二十二，二十二岁？二十二年？不，是二十二个人。“慰安妇”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敏感，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对，影片《二十二》就是讲述的仅剩的22名“慰安妇”。 　　《二十二》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从193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为“慰安妇”，至2014年，仅仅在中国内地剩了22名幸存者，这就是片名《二十二》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于她们真正的了解，我们缺失的太多。我们经常会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她们呢？谁又真正了解过。 　　虽然沉重，但是导演郭柯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苦难，他用温和的镜头，淡淡的色调，为观众平静展示了这22位老人的生活。即使大雨也不是那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昏暗感，相反带给人一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宁静。片子没有去贩卖苦难，就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可是这些却远比刻意的戏剧性带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更加真实。导演用严格的标准只拍当下，不用历史的画面，也不用刻意的剧情化，因为她们本身的存在就超越了影像。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融入自己的想法，只是用镜头凝视着她们，不必千言万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告诉你很多，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被日军诱骗、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她们在战争期间受尽各种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虐待，其中大部分当时就被折磨至死。在煎熬中，她们日盼夜盼终有一日能重返家园，她们也是“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然而当她们历经艰辛回到故乡，等待她们的却并非同情，而是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爱恨去标签化她们，在一部分普通人眼中，她们是耻辱的。可是，正是她们，为那些普通人，背负着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过往。92岁的老人韦绍兰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当年在逃回来之后，伴着咒骂声，过得生不如死。她的儿子也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之下，60多岁独自一人的他，是因为村子里的人总说嫁谁不好，嫁个日本人，他也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人们没有忘记仇恨，可是却选错了对象。在2017年8月14日，电影上映前又一位老人去世，她们由刚刚拍摄时的22位，到如今只剩8位，她们这一生可能等不到日本人的道歉，可是，她们可以最终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同和关爱，等到国人的尊重。放下的是她们，放不下的是我们。导演通过影片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可爱的老人。 　　很多人在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有人觉得不应该，不该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打扰她们的平静，可是历史就是现实，我们不说不代表它没有发生，不代表它不存在。她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还留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修复吗？不，不是的。它留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无论国家如何强盛，都要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不停止脚步。 　　正如人们所说，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过去的苦难都将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终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刚刚看完三十二。明后天会去看二十二。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五星。 说句实话，抛开熔炉这部彻底没敢看完的电影，只有素媛让我从片头一直哭到片尾。现在又多了两部，三十二和二十二。或许应该把这个片名换成八——数据统计截止日期，2017年8月10日。 剩下的八位老人，至今也没有得到她们应该获得的关怀和道歉。可能这辈子，她们都不会得到了吧。 历史书上，她们的故事被一笔带过。但过去的事情不应该没有一点痕迹。从二十万到三十二，再到八。那个真正对战争还保留有记忆的时代已经要过去了。不会再有因为逃日本人而夜夜噩梦的奶奶，也不会再有因为战争而伤痕累累的爷爷。 可过去了，不代表就该被忘记。 希望以后的历史书上，不再新添“慰安妇”这样满是伤痕的字句。 希望你我的一生，平平淡淡，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上。 希望票房能有14亿，至少全中国一人一块钱，就当是人人都看过了知道了。 希望一个时代的痕迹能这样被留下。 希望，世界和平。

关于历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侵略了哪块土地死了多少人经常被人提起，而这些抗战时期丢失尊严的少女却不经常被人记住或者说一带而过。

皱着眉头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五味杂陈，当时的她们都还是花季少女，却被肮脏的东西弄脏了她们的身体，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老奶奶说“不说了，说了我难受”。七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从来都没向别人提起过，饱受屈辱的活着，一些人因此不能生育，还有儿女因身份的原因不能结婚。

见证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不证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沉重的历史让更多新一代的人知道，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中国第一部获得龙标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在完成拍摄两年后，终于得以公映。

《二十二》预告海报

之前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过导演郭柯的采访，并对围绕这部影片的争议有一些了解。直到看过影片之后，才终于有底气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

虽然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在公映后迅速上涨，但在几个月前，围绕韦绍兰老人拍摄的前作《三十二》的豆瓣评分为9.2，《二十二》的评分只有7.3。乃至专门有人在讨论版发帖问：《二十二》到底差在哪里？

《三十二》剧照

过于平淡、结构松散——这是此片为大部分人诟病的地方，仿佛导演欠缺处理这种明明很“有料”的素材的能力。

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相反，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在拍摄《二十二》时，导演对这个题材有了更成熟的看法，对自己的拍摄对象，也有不同的态度。

正如海报上写的，它是一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而非扛大旗的历史纪录片。

于是我们看到老人们坐在家中，身边鸡犬相闻；看见儿孙们肆无忌惮地在镜头中打闹；看见无休止的洗衣服、做饭、吃饭等日常生活……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如果说《三十二》的张力来自于“自己流泪自己抹”和“这世界红红火火，吃野东西也要活下去”的两相对照，那么《二十二》的潜力，也许就在于对这个特殊人群去标签化的表达。这个过程在前作中已经开始，并在本片中得到了完善。

影片中涉及这些老人慰安妇经历的细节很少，并在她们表现出抗拒的时候点到即止。大部分时候，她们都在讲述自己的丈夫、儿女，回忆自己的父母和童年歌谣。她们有人孓然一身，居住在养老院，回顾自己当年的峥嵘岁月；有的由后代轮流照顾，表示有点钱花、有东西吃，就很幸福了。

在诗意、精致到每一帧都能当摄影作品的镜头下，观众们预设中的国仇家恨和血泪控诉，几乎未曾出现。无论是被频繁使用的框式构图，还是情感宣泄时的前景遮挡，影片全程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有次有人拿了张80多岁的日本人的照片给王玉开老人看，本以为她会生气、难过，可是她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

她们被掳去做慰安妇的日子短则三个月，长则两年。但在那之后，她们都度过了七十多年的漫长人生。大概，没有任何旁观者能真正了解这七十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

甚至，其中一位老人在被问及最大的愿望时，是“中日友好，不要再有战争。因为有战争的话，会有更多人受害。”这种态度，想必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但这并不代表影片完全绕过了老人们的苦。

在有媒体介入前，她们不约而同地在邻里和儿孙面前对自己的遭遇保持沉默；好几位老人都没有结婚或者丧失生育能力，孩子是收养的；有些老人家徒四壁，除了低保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有些志愿者送的爱心物资，到她们去世时都是崭新的……

导演关注她们生活的细微之处，在大雨之中，雪原之上，将这种苦用温和、不惊动她们的方式表达出来。平缓而略带阴郁的镜头风格，代替了受害者揭疮疤式的直接诉说。

《二十二》剧照

这部影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在昏暗的房间从正面拍摄一个老人坐在长凳上剥花生（或者别的坚果）。这个镜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上摇，直到在砖墙上出现老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不依凭任何对话和故事， 这个镜头极致的日常感和世人加诸老人的身份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有力量。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另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十分震撼的段落，是片中提到的位于武汉市区的慰安所遗址。

《二十二》中拍摄的武汉市区慰安所遗址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文科生，我背过那么多战役的日期和名字，却对自己身边的这些建筑中的历史一无所知。而且一些老人依然居住在武汉。

这在令我感到愧怍的同时，切身感受到这个题材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边缘性。更别提之前某地将慰安所遗址作为妓院拆除引发的舆论风波。

这种边缘性在影片内外都有所体现。

除了影片中展示出来的一些老人生活的困窘，作为战争受害者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在画外，她们的遭遇也不能说符合她们的际遇。

据导演介绍，林爱兰老人曾是红色娘子军的一员，潜入日军为部队偷过子弹，并打死过两个日本人。政府因此奖励给她两个纪念章。后来，她被抓去做慰安妇，丧失生育能力，并被殴打至双腿残疾。

林爱兰老人和导演交谈

但林爱兰老人去世之后，坟头却只有一抔黄土。导演从老人的养女处得知，按照当地风俗，只有儿子或男性亲属才能为逝者立碑。经过多方联络，老人去世四个月后，终于有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林爱兰老人之墓

可贵的是，导演在用影像记录她们最后生活的时候，最终放弃了将她们拖入主流人群对这个标签的想象，而选择为观众展现这些命途多舛的老人生命中真实的悲伤和喜乐、坚硬和淡然。

2012年，导演郭柯为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三十二》，是因为当年中国逾20万慰安妇，仅剩32人幸存。

2014年，数字变成了《二十二》。

2017年8月12日，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海南最后一位慰安妇“含恨去世”的消息。至此国内“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

8月14日，《二十二》公映。

可以说，《二十二》是对最后一批幸存者的抢救性记录，而且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受害者的消费。影片以葬礼为始，葬礼为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只留下为慰安妇诉讼问题奔走二十余年的志愿者一声叹息：“早知不会有结果，也许当初就应该不去打扰她们。”

《二十二》剧照

也许在所有老人都去世的时候，公义仍不会到来。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因为这部影片，她们生活过的痕迹不会再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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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3